收集而已

羊城晚报记者　邓琼　实习生　陈韵诗

    [近日在广州大学城掠过一阵“林旋风”———台湾著名散文作家林清玄在中山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广州大学分别演讲。所到之处，不仅座无虚席、站无空地，还有很多年轻人试图从窗户往里爬！整场演讲，笑声不断、掌声不绝，令人对林清玄在这个网络时代仍然拥有的巨大号召力惊羡不已。
    上月30日，当林先生在下榻宾馆的大堂里等候记者时，他仍然像在讲台上一样，语不高声，脸上带着淡淡的笑。]

人物简介
    林清玄———台湾最能启迪智慧的散文大家，著名演说家。被海内外誉为最有影响力的当代华语散文作家，曾连续十年成为台湾“金石堂畅销书排行榜”的风云人物。二十余年来，他的作品一直风行大陆各地，充满禅机和智能的文字自成一格，令人过目难忘，滋润了整整一代人的心灵。
代表作品：《在云上》、《林泉》、《清欢》、《玄想》、《心的菩提》、《情的菩提》等。

谈感受
    大学生想法越来越物质 心理问题凸显各个阶层
    我们的访谈就从林先生对内地大学生的观感开始。连日来的超人气场面，让林清玄感慨系之：“现在大学生给我的感受基本跟十年前完全不一样，现在的学生很活泼，而且很喜欢接受新知。比如说十年前我来演讲，学生们一场可能笑二十次吧，但这次就从头笑到尾，他们的反应更开放、更直接，这都是很好的现象。”但是令他担心的是，现在大学生的想法越来越物质，已不复十几年前动辄“拷问心灵”的劲头，动不动就是想到成功、出人头地。“社会如此，也不能强求年轻人免俗。但我劝他们，年轻时要对人生的一些根本问题作些广大深刻的思考，要养成一些学校不会教给你的习惯，比如从容地生活，每天有段时间静心，对一件事情专注……”
    最近几年，林清玄多次来到中国，但有一件事一直让他心情沉重。一次，他在上海黄浦江边欣赏夜景时，一位友人告诉他，每年在黄浦江捞到的自杀者尸体有500多具，这让他心情十分沉重。“经济发展到现在，曾经困扰过台湾民众的心理问题在内地的各个阶层也愈加凸显。”他想起20多年前自己闭关三年领悟到的道理，要用入世的精神宣讲生命的真义，帮助更多人走出困境。于是近十年来，林清玄几乎每年都来内地，到各地演讲帮助人们解决心理问题，不收分文。

说金钱
    一年收入新台币一亿元 每年在贫困地区建学校
    谈到在大陆备受关注的“作家富豪榜”，林清玄笑着说：“他们的收入跟我当年比还差很远呢，我曾经有好几年一年收入新台币一亿元以上，也就是人民币2500万元以上！”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些钱用来个人享受或者投资增值，而是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在台湾每年盖一个图书馆并且填满，现在又增加到每年在大陆的贫困地区盖一所学校。
   “人家问我怎样对待物质和金钱，我的态度就是够用就好。我在很年轻的时候版税收入就很高，可是我一直是个物欲蛮低的人，因为我觉得那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可以写出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帮助什么样的人。”所以，林清玄建议，应该想办法鼓励大陆这些写作赚了钱的人去做一些公益的事情，这样一来社会对于作家财富的认识也不会那么偏狭，而作家本身也不用那么紧张。

论写作
    “少年写作”年龄不是问题 经得起时间考验才是关键
    林清玄写作不用电脑而坚持用纸笔，但他说自己对网络文学并不陌生，闲时也常去了解一下，但他并不认为它会给传统文学带来太大冲击，基本特点就是速度快而已。
    在林清玄心目中，文学的本质有三：深情的体会，美好的向往，浪漫的情怀。“不管是网络还是古代传统文学都要看是否符合这个标准。现在网络最大问题是很少看到这种很深情，对人生有美好的见解，让人读后会觉得很温暖、充满了浪漫感情的作品。”而对于不设门槛的网络文学，他并不看好，认为多半是“没有营养的东西”！
    至于另一种风靡一时的现象“少年写作”，林清玄则是持鼓励态度。“多人参与创作，有竞争有淘汰才留下比较好的作品。不过，真的写得很好，年轻就可以写得很好，我觉得我20几岁就写得很好啊！（笑）。所以年龄从来不是问题，你的作品能不能经得起时间考验才是关键。”
    作为一位职业作家，林清玄写作习惯也多有特别之处。比如说他每天写作只从早上到上午进行三个小时，时间一到，收摊走人，雷打不动！“因为写作是很耗精力的，而且很容易厌倦，你要一天写8个小时很快就会觉得写作很没意思，作家很可怜。”
    再又如他写过137本书，这看上去不竭的写作源泉其实得益于一种特别的写作方法，那就是常常同时写10本书，甚至更多，观点先行，想好了要点，10本书可以交替着来写。“如果小学生写作文，肯定是一个题目想一篇文章，写完你就没得写了；有天你变成了个作家，一般的作家是想一本书，想好来写，那写完这本书可能你还要三四年才能写下另一本书。那么如果你把思想扩大，就像喝点咖啡，品品茶，再尝尝水果，不但效果不错，思维交替当中，主旨获得升华。”
    作为台湾文坛的标志性人物，林清玄对目前台湾的文坛现状是不满意的。他觉得，台湾文坛有点衰退、萎缩，也是因为台湾经济发展高峰期已过去，整个社会的资讯变得很复杂混乱，人们对文学的热情也就衰退。“在我那个年代，台湾文坛有很多的文学奖，奖金最高的有100万，一般的也有30万台币，现在很多文学奖都取消了。另外，文学发表的园地缩小了，很多报纸都撤销副刊，以前时报副刊在第三版，现在都要翻到40多页后才有，所以我现在从后往前看报纸了。还有，稿费比30年前还低也是原因之一。30年前，我给报纸写专栏还一个字一块台币，巅峰时一字五块，但现在一个字六分台币，当然我也不写了。”

讲趣事
    买三毛二手房竟遭悔约 只因为天台上柠檬开花
    在成为职业作家之前，林清玄当过十年的杂志和副刊编辑，常常要跟台湾文坛上的成名作家们打交道，所以他谈起熟识的古龙、三毛、李敖等人，总有许多有趣的故事让人百听不厌。
    林清玄说他当报纸副刊编辑时常向古龙催稿，嗜酒如命的古龙说“你不陪我喝酒，我就不给你写稿”，所以他们在一起度过了很多不仅干杯、而且干“盆”的畅快时光。林清玄说：“古龙临终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我去看他，他还写了一幅字给我，‘陌上花发可以缓缓醉矣’。然后他又和我讲，‘我要告诉你一个重要的事情，酒不是好东西。’那时他都肝硬化到晚期了。他死后，朋友们决定买上48瓶XO给他陪葬。”
    林清玄和三毛更是差不多每两周就要一起吃饭的好友。他说：“三毛是一个非常浪漫、浪漫到有点神经质的人，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她曾经因为要去美国定居决定把在台北大房子卖给我，可是什么准备都做好了，临到签约头一晚上她来电话，说房子不卖了、也不去美国了，‘因为天台上的柠檬开花了，我要等它结了柠檬再去美国’！我当场晕倒。那所房子就是现在的三毛博物馆。她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非常好的朋友，做她的朋友很好，但做她的家人可能会累一点。”
    对于曾有人质疑三毛作品中人事的真实与否，林清玄坦然一笑，说：“那些应该是真实的，可是作家就是作一点加一点嘛，不会说完全像她写的那样，但应该有大部分是真实的。说她虚构的那些人不知道，三毛是一个很浪漫的人，但也是一个不会说谎的人。”
    作为李敖自选的100位好朋友中排名比较靠前的人，林清玄也为李敖辩解道：“他对朋友很好，私底下不会那么狂傲。他的那种狂傲只是吸引人家来看他文章的一种手段。”一次，林清玄出国忘了交水电费，都是李敖代缴，可是他不肯把收据还给林，说有个把柄在手上比较好。

　　“一个国家最可怕的事就是忘记历史。”
　　2005年5月，我与龙应台、袁伟时两位教授同游桂林，七星公园八百烈士墓之前，龙教授讲了上面的话。当时，我们站在墓前，想从周围探询八百烈士的事迹说明，可简朴的墓碑，无以诉说他们壮烈牺牲的来由。试图找当地人解说，然而孤寂的山上难觅踪影。山下岩洞，游人如织，而这山上，只有我们碰巧而至，甚是寂寥。历史就这么容易被遗忘了！
　　了解这段被人遗忘的历史成为龙教授挥之不去的心事，她回到香港后，查阅了相关资料并把翔实的资料发给我们，重温在抗日战争桂林防守战中，日军以毒瓦斯攻击岩洞时，这八百个英勇的中国军人中毒身亡的事迹。
　　如今，一则发生在广州黄埔军校的新闻，再次唤醒我的回忆。《南方都市报》昨日报道：广州某保险公司350名学员在长洲岛黄埔军校内军训，学员不时开个玩笑踹一脚木门，虽然旁边有人提醒：“这都是文物啊。”可是当事人不以为然——“那有什么。”
　　内心的酸痛再次袭来，犹如桂林七星公园对八百烈士的空白记忆带来对我们内心的拷问一样，我再一次感到历史的惨白。这家保险公司的员工如此无视历史文物的价值，对黄埔军校一草一木的冷漠，可能不仅是对历史的不尊重，更是源于对历史缺乏了解。这所曾为国共两党培养出许多优秀军事家和将领、为中国民主革命战争输送大量人才的著名军校，而今却成了不少商业机构进行“拓展训练”的基地，源源不断出产营销大军的“黄埔×期”。而黄埔军校管理部门让如此大规模的商业培训行为在文物场所放任自流，本身有失职之嫌，试想涉及到350人的大培训项目，吃住行都发生在黄埔军校之内，细则管理规范不说，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怎可容许这些人入主造孽呢？让人不由得感慨中国特色。应该批评的，不仅仅是该保险公司员工的素质，当“黄埔×期”成了营销的词汇后，我们是否也应该反思以“爱国主义教育”做培训的作秀之嫌。
　　也许对于偌大的中国来说，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可留给我们思考的难题是：我们要怎样记住历史，尊重历史呢？孩子们的眼光限定在教科书之中，捆绑在了爱国宣传之中。在现有的体制之下，有多少人会去重温历史，寻迹吊古，并崇尚发扬呢？记住历史的传统，还原历史的空间，似乎迂腐且缺乏“市场”。然而，倘若人们缺少对历史的尊重之情，国家的脊骨精神也就随之而去。　□何满

　 2007-12-01 09:28:44  　
　　近段时间，肖志军拒绝签字导致其女友李丽云得不到及时手术、与腹中胎儿一起死亡的事件受到广泛的关注，其中不乏激昂的道德谴责。我以为，不管是针对肖志军本人，还是针对医院，这些谴责都没有什么道理，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设想一下：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
　　如果我是肖志军，我会签字吗？未必。签字就意味着责任，意味着医药费，意味着与女友更紧密的关系，意味着母子(女)今后漫长的生活，而这些都远远地超出肖志军的承受能力。你可以指责他心理阴暗、不负责任，但这很可能就是流浪汉肖志军真实的想法，也就是说，是客观事实。有人质疑医院为什么不让病人自己签字，我们再设身处地一下：如果我是那位病人，我会签吗？如果我签的话，就意味着责任由我本人来承担，可这根本就是那个死男人“造的孽”，凭什么要我来承担责任呢？而且，我承受得了吗？
　　如果我是医生，我会在没有人签字的情况下做手术吗？同样不会！不管手术成功与否，其后果都是可以预见的：如果手术成功，病人可以理直气壮地不负担医药费；如果失败，医院会面临天价索赔，而且处于法律上绝对的弱势！任何一个理性的医生都不会这样做，医院也不会。且慢指责他们道德低下，我相信身与其事的医生正在因为这件事遭受巨大的精神创伤，其痛苦是真实存在的，是那些口吐高妙道德言辞的人没有经受的。
　　这个事件的核心意义在于它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凸显了中国社会之痛：我们对于自己的生命缺乏担待的能力！
　　流浪汉肖志军没有，其他人有吗？扪心自问，有多少中国人有安全感？有多少中国人不是生活在焦虑之中？有多少焦虑不是来源于生命的不安全感、不确定性？有多少年轻父母不在为孩子可能的不测寝食难安？也许有人说，谁叫他没有本事赚钱？可是，那些赚了钱的人，那些正在赚钱的人就有安全感吗？他们日夜担心的恰恰是生活失去平衡，失去现有的一切，重回一无所有的境地。而且，这种寄希望于个人的想法本身就是社会不负责任的表现，是社会不成熟、不发达的表现。
　　生命的安全感来源于哪里？不是高妙的道德口号，不是从前皇帝的“九重宵旰爱民深”，也不是现代官员的“起为百姓遮风挡雨，坐为百姓谋福求利”，而在于社会的高度发达、成熟，其中一点，就是各类社会救助机制的完备。这样的社会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方式将生命不当一回事，生命之堤稍有决口，立即会有更多的应对措施加以补救，否则即为社会之殇、社会之痛，而为全社会所不能容忍。
　　这样的社会如何建构？不靠权威的宏伟规划、狠抓落实，更不靠伟人圣人的恩典，靠的是全社会基于价值共识的齐齐参与。这样的价值共识是：人就是目的，人的生命权利和生命尊严就是社会的最高价值，一切——包括我们向来视之为神圣的民族、国家、人民、群众、集体等等——都必须服从于这个价值。基于这样的价值共识，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人，他对于社会的任何问题不仅享有知情权，而且享有完全的参与权和发言权。只有如此，每个人身上所固有的社会性才会充分激发出来，各类社会组织、社会机制才会出现，社会才会日渐成熟、发达，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才会感到安全。
　　现在的情况恰恰是在这方面不能令人满意：人们对于社会公共事务不仅缺乏参与的管道和平台，连基本的知情权和发言权都不能保障，人们身上的社会性日渐萎缩退化，中国社会的一盘散沙之局也一如既往，每个人在天地之间形单影只。在中国正在走出村落、进入大规模社会组织和普遍社会交往的今天，这样的形单影只只会使人更加惶恐不安，类似肖志军的事件也会不断上演。
　　曾德雄(《开放时代》副主编)

2007-11-7
B12副刊 大家訪談
南方都市报记者 李怀宇

曾彦修：从事文化事业要尊重有学问的人

    清晨来到曾彦修先生住所楼下，看不清楼号，便向一位在大楼门口的阿姨问路。“你是来找曾彦修的吧？”她说，“我提醒你，他有高血压，尽量不要跟他谈太久，不要让他太激动。”世事竟这么巧，我点头称是，随她上楼。曾彦修先生衣着随便，和蔼可亲地请我对坐，一聊起来，才知他乡音未改。
    这位前辈的大名早就听说。沈昌文先生曾说：“出版老前辈曾彦修，曾当过《南方日报》社长，我是他的秘书，他教我们‘以文会友’，我一直受用，做编辑就要‘以文会友’。”王以铸先生说：“我们都很佩服他，他是很正派的人。”何满子先生则写信提醒我有机会一定要采访曾彦修先生。谈起这些老朋友，曾先生笑得很开心，一一问起他们的近况。
    半个世纪前在广州的生活依然难忘，曾先生说：“我这个人生活要求非常之低，走到哪里，就习惯到哪里。广州菜很好吃，讲究，出乎我想象的好，我知道很好，但是没想到好到那个程度。（上世纪）80年代我去了两次广州，最大的感觉：广州的饮食比解放初期差得太远了，味道根本不能比了，这是个大问题，全国都是这样。”
    提起历史，曾彦修先生似有说不尽的话题，即使他的四川话我只能听懂大半，依然可以感觉到言语之间蕴含的正气。突然，他说：“50年代初我在广州，当时上面给了老舍‘人民艺术家’称号，我就写了封信，可能是给中宣部。我说，1946年，老舍在美国对记者发表谈话，对原子弹的态度，就是原子弹只能由美国一个国家掌握，如果让（前）苏联掌握原子弹，就很危险。这个话今天来看也没什么不对呀，（前）苏联有原子弹，这个世界就要毁灭。但是这个话对（前）苏联是不利的，不说他反苏吧，就是害怕（前）苏联。但一个作家讲这个话，在当时我接受不了，感觉他亲美反苏。我写信就说明这个问题，他们都收到这封信。当时这封信不会起什么作用吧？但是在上帝面前，在马克思面前，告密这个事情是非常惭愧的。”可惜言未尽兴，我担心曾先生的身体，便起身告辞了。
    创办《南方日报》
    记者：你是1949年南下去了广州，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曾彦修：1949年广州解放，我是随着大军进城的。当时是中央在广州设立了华南分局，华南分局看起来类似临时机构。进广州的干部应该说都是东北那一带的，打仗的时候，东北团死打的硬仗，是兵团的主打，当然外地兵团协助也很大，协助的主要是后勤工作，军务啊，运输啊。解放广州，基本上是国民党撤军。事实上，在我们军队还没到之前三天，它就全部撤光了。广州三天处于无政府状态，土匪闹得天翻地覆。广州大片都是地痞流氓，他们胆子之大，你不会想到，他们到处接管，什么东西都要接管的，中山大学都要接管，势大害人。仅仅四天以后，军队把他们围起来。
    记者：《南方日报》是怎么创办起来的？
    曾彦修：进广州的当天还是第二天，也可能第三天开始筹备的。《南方日报》是靠杨奇从香港带回大批同志办起来的，各方面人才都有，是香港的《华商报》主办。《华商报》没办法，要撤退到内地，香港也没有同志，据点也要失去了。后来香港控制得很紧的，一般的报纸滞销，要搞一个新的报纸根本不准。
    我们那天还没进广州城呢，华南分局领导叫我进广州城以后，先去做《南方日报》的总编辑，春节前这个任务先不宣布，先跟我谈话。这个道理我懂。他说进城以后，当然不大相信香港回来的报纸。毛主席规定，各个地区的大报清样，要第一书记看，签字以后，才能付印。具体说，就是要半夜三更让叶剑英看，那怎么办得到呢？所以，叶帅就跟我说，共产党这套你比较清楚，就让你当总编辑。后来就宣布我是华南分局宣传部的副部长兼《南方日报》的社长。
    记者：当时你在《南方日报》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曾彦修：我认为《南方日报》的事情没多少好讲的，原因就是《南方日报》的工作是杨奇同志领导着一批人干的。我实际上从某种程度来讲，是他的文字顾问，他很尊重我的，我也很尊重他的，我们的关系非常之好。所以说什么本地干部啊，地方主义啊，根本胡说八道。广州人的地方主义，根本没这回事！
    而且广东那些地方干部，那些县委、地委书记，民间的情况比我这个南下的干部懂得多，那个地委书记也干了几十年的，我们这些南下的抗日根据地来的人，资历上都比不上这个在华南留下的干部。他们在根据地，必要的时候还到香港躲一躲，到南洋去，所以脑子动得多。而且他们也是学生运动出来的人，有些人长期支援延安，你说是地方干部，其实不是。
    所以我对广东的印象，对各级的干部印象都比较深，能力强。当时还有个问题，就是相信原来南下的干部，什么事情都放心。南下的，延安出来的，毛主席的嫡系干部，我算毛的嫡系干部。开玩笑，我对毛知道啥东西啊，我啥也不知道。我以前干的东西，全部跟毛相反，我要是不相反啊，今天根本没有面目来见你。我站得住，我一辈子搞运动，没整过一个人！“三反”“五反”“土改”“反右”，都是。我直接领导过“反右”的，如果现在有任何人要来整我，你可以讲得出我整过人吗？
    1951年，“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吧，实际上，“三反”大家记得住的只有一个就是反贪污。反贪污，是中央决定的，毛主席决定的，拖着全国的干部抓贪污分子。怪啊，大老虎、中老虎、小老虎，今天的官员和他们比较起来，大概只有他们百分之一的清廉程度。
    我们《南方日报》是1952年开始的，我是1952年2月间带着文教组到云浮县去搞土改，突然来了通知，地委通知我，叫我回广州。一回去啊，我才知道《南方日报》已经抓出了十几个“大老虎”“中老虎”“小老虎”，关在一个房子里。其中把杨奇抓进去了，是“大老虎”。我回去以后，他们一个房子里大概十多个人，我一看，经过他门口，他开着门啊，我一看那么多人，根本不相信其中有任何“老虎”。当天晚上就开支部大会，对“老虎”们痛斥一番，杨奇同志当时还没定案，他也参加了。
    从头到尾将近十分钟，我讲不出一句话，我也忍不住流眼泪。这个“老虎”根本是假的！我一看，这些都是十几岁不顾自己的生命，提着脑袋干的革命，不管是根据地，在任何地方，都是百分之百的没有谁相信他们会贪污。我说：我们都干了十几年，命都不要，会去贪污几百块几千块钱吗？对党也是奇耻大辱。我有个办法，因为我是宣传部副部长，顶着块小招牌，第二个我还是“三反”委员会的小组成员之一。我回来以后，上面就不会一天到晚检查督促了。放下来，根本不管，任何人没离开过，没去谈过话，任何人没去追查过。
    但是，把他们放在那里，我今天想起来，我并不认为我是对的。我为什么不进他们的房子安慰他们？当时还是胆小还是怕事啊。所以想起来还觉得难过。为啥我不敢去看他们？我明知道这里面没有贪污分子，他们会贪污？开玩笑！“三反”，反大小“老虎”，估计全都是错的。对于这批同志，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对他们说抱歉，就是我完全应该去看他们，应该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但是我没有去做，直到现在，我问心有愧。
    记者：《南方日报》当时办得如何？
    曾彦修：当时办得好。现在的报纸能看吗？什么东西都没有。狗屁，胡闹，一天到晚胡闹。报纸有些什么新闻呢？比方说，你看，伊拉克问题上，你站在什么立场上？站在萨达姆这一边了，这是根本错误的嘛。今天的中国还要去迷信萨达姆吗？萨达姆杀头了，这个人坏到什么程度了？早就该杀了。当然，这是外国人抓的，但这种人我们还要同情，那么是不是还要继续同情下去？所以中国这种舆论，他们以为紧跟中央，我认为他们大大地落后于中央，他们把那些极左的招牌继续拉下去。一个搞极左，一个搞污七八糟的表演，毫无水平的表演，啥也没说出来。
    还有学术讲演，大家都来。易中天搞了很久，现在我也听。易中天不是个很了不起的思想家、学问家，但是他讲的《三国志》，是根据历史情况。我对三国也很感兴趣，他讲的东西我基本上知道，他的观点我基本上跟他一致。但是为什么还听？就是感觉到非常不一样，他有他的见解，他不随便听别人的。现在有些人，甚至包括一些老教授，他们自己基本上处于什么状态我不知道，但是他们把这个易中天骂得狗血淋头。这个东西研究一下，易中天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易中天能根据材料，根据历史的情况来讲，非常必要。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电视一天到晚讲一些清朝宫廷的事，听都听不下去，污七八糟，乱扯。
    第一个自报的“右派”
    1954年夏，曾彦修调至北京，主持人民出版社工作。在编辑出版工作上，重视学术情报，提倡约请专家学者撰写著作，尊重有真才实学的编辑和专家。其时在人民出版社工作的范用、沈昌文、王以铸日后都卓然成家。1957年，曾彦修被划为“右派”。
    记者：1954年怎么到了北京？
    曾彦修：上面让我到北京来，想让我担任人民出版社的工作。当时中共中央为人民出版社专门做了一个决定，到现在这个文件还有的，按照这个决定的精神，人民出版社出书，我以为已经是用后来的“双百方针”为精神了。所以就要各方面增加人，我就从广州调到北京担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都是副的。我调去以后，总编是谁没有告诉我。我想知道，但总编是挂名的，没有告诉我。
    后来反胡风运动的时候，我非常积极，看到他受到批判，但不是乱来，把胡风的书一本一本地啃，啃不动。他们的思想是奇怪，里面的文字基本上看不懂。今天我还是看不懂，这点我毫不怀疑。
    有三大怪人的文字我看不懂的，一个胡风，一个侯外庐，一个冯雪峰。这三个人文章你去看，不知道他在写些什么。当时在不懂之外，加了很多的怀疑。所以反胡风的文章，我一直在写，我不光是骂他特务，我看了多少天，准备了多少卡片。今天我对胡风的看法呢，胡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一个批判的现实主义。根本上还是现实主义，没啥新东西的。至于在解放前，讲这些东西，他主要是针对国民党的，不是针对我们的，胡风的关键问题是不大赞成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键的关键是这个东西，其他的东西没什么好讲的。当时他发表意见，始终是反对国民党的，错在哪里呢？骂国民党独裁、专制，没有什么错。
    记者：当时范用和沈昌文都是你在人民出版社的下属，他们当时是什么样的还有印象吗？
    曾彦修：当时范用同志是总编室主任。他是地下党员，在武汉、上海、香港。当时对地下党员是不相信的，按照他的自身能力的话，他照理应该是副总编辑了。因为他是地下党，就是这个原因。
    记者：沈昌文先生说，你当时经常和他说要“以文会友”。
    曾彦修：沈昌文是经常看见的，他有个特点，就是喜欢跟知识分子打交道。我对有学问的、有知识的清华、北大的教授是非常尊敬的。晚上请他们吃饭，请有名的一些作家，也包括国民党。
    只有两个人不敢请，一个朱光潜，一个沈从文。这两个人呢，我知道，当时党内一些思想文化界操实权的人说，朱光潜是反共的；沈从文，那我是知道，党内从上到下吧，包括丁玲同志他们，对这个人都很反感。所以这两个人我不敢请。
    记者：沈昌文先生说“以文会友”让他很受用，他一辈子都觉得应该“以文会友”。
    曾彦修：是啊，搞宣传要尊重老作家，尊重这些有学问的人。1956年中央号召“双百方针”，实际上我们是提前两年就已经在实行了，1954年。这个事情，沈昌文是知道的。
    沈昌文知道我是反苏，我是确实很想反苏。在我去之前，出版了大量的（前）苏联大百科选集，就是大百科全书的条目，选一条出一本。这个东西，大百科选集出十年也出不完。老看着（前）苏联，老看着经济观点，我说这个啥东西啊，（前）苏联的19世纪的一个二三流的哲学家，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了，如果没有特点的话，我们也没有必要去翻译过来，翻译过来做什么？结果还是说要翻译，太多了！哲学家，讲他的经济观点，强调他们对市场的贡献，我说这个东西翻译过来，一个读者都没有。我说你去看，一个人都不会看，所以就不要印了。结果就不印了。
    记者：“反右”的时候你为什么会成为第一个“右派”？
    曾彦修：问题是工作上这样子，就是准备牺牲了。因为那时候只要是（前）苏联的东西就要印，（前）苏联的书出了清样，我却反对印。一场“反右”运动一来，那时候在人民出版社编辑部有一些人反应还是相当强烈。但是我要对付这个局面，首先就是要执行上级指示，上级指示就是叫你不断地发动群众起来“反右”，那就要照章办事啊。当时本单位的群众出了黑板报，一直在运动当中自动地批判。
    我当时提出来发表谈话。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讲真心话，我谈话的简单中心是这样一点：国民党啊，蒋介石1927年取得政权以后，开始他基本上对老百姓还有些体谅，并不是一时的。“9·18事变”以后，他对老百姓的一些态度啊，有些镇压抗日群众，有些对敌人的妥协。当时来看就不是妥协了，用当时的话是投降，特别1936年以后，中国人就发展到要打倒蒋介石的这个情绪了。我大而化之，我说共产党和群众打成一片，进城以后，开始两三年也不错，但是慢慢地开始有官僚主义苗头，就发展到跟群众的距离有些远了。群众对我们就不是那么欢呼拥护了，很多问题不满。因此，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注意吸取蒋介石的历史教训，就是说，老百姓都是觉得，你好我拥护，你不好我就要反对你。
    哎呀，这些话登出来以后，上面就来看了。其实我屁都不知道，这个大而化之，应付几句话嘛，而且这些话，我仔细想有个特点，这些事情根本不应该谈一个字的。一下子完全就变了，集中在我身上。单位本身对我没有任何的行动，没撤掉，还得我去领导，还得我去动员。我想根据当时某些省市的比率，一个单位少至百分之二三，最多百分之十，我们这个单位将近300个人吧，还有几个是工人，清洁工人、厨房工人等等，还有些人搞资料、校对，不能算知识分子，也就中学水平而已。称得上知识分子的也就是编辑部的人，又不听话。我就说：那么我是第一个。
    记者：你是自己报了自己是右派？
    曾彦修：当然。不报怎么办？我不报，报人家啊？但我不知道后果这么严重。（早知道这么严重）我辞职就完了么。
    记者：成了“右派”之后怎么处理你？
    曾彦修：当时对我的处理看起来比较轻。因为我第一个是自报的，这个自报是“反右”的第一个，就考虑要从轻了。我这个右派是在《人民日报》登了这么大的黑体字。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绝对是第一个。其他人都在我后面，丁玲啊，艾青啊，冯雪峰啊，都在我后面见报吧。《人民日报》点名的第一个，见报是黑体字，放了照片啊。
    但是有个问题，又不能把我怎么样，我是自报的，自报和打出来的当然不一样。我当时自报是出于什么心理呢？一个就觉得，谈全国全党的问题，我是好意啊，但是你要说我认为共产党跟蒋介石差不多，那对我是有困难的。
    我就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最好不要辩，越辩就越重，最后枪毙。然后就是大字报贴满了，很大的院子贴满了，我一个字都不看。我一辈子，闭眼以前，我绝对不看。“曾彦修堕落腐化”，那么现在来看，究竟哪一天，哪一件事情我腐化堕落了？请上面，请老天，请所有跟我联系过的人，说说曾彦修哪一件事情是堕落腐化？你为什么标这么个题？我不看，我看它干什么？我绝不看，到死以前我不看。这个堕落腐化的意思，是指你政治上堕落腐化，我政治上堕落腐化吗？也不见得吧。“反右”运动在我来讲，就是事先没料到的。“反右”以后，我是采取不牺牲别人的做法。
    到上海编《辞海》
    1960年至1978年，曾彦修在上海《辞海》编辑所任编辑。1978年夏后在人民出版社工作，1984年退休。他在杂文理论和创作上颇有成就，用“严秀”笔名发表过大量杂文作品。
    记者：“文革”时你去了上海？
    曾彦修：“文革”去了上海搞《辞海》。对我，人家是很优待的，就到《辞海》编辑部。
    记者：在上海待了多少年？
    曾彦修：18年。从1960年到1978年。
    记者：“文革”的时候冲击大吗？
    曾彦修：据我听说，上海总的说来没有北京这么厉害。上海当然冲击很大，但是有一条，张春桥根本就不知道我在上海，要是知道我就完蛋了。他的各种讲话啊，报道啊，没提到过我的名字。不知道就是福啦，真要是知道，我这条命估计是保不住。但是上海很多人知道，他们不会不提起我，他们点了很多很多人名，他们当然清楚得很。
    记者：现在老朋友交往还有谁比较多一点？
    曾彦修：也谈不上什么交往。
    记者：何满子先生最近身体也不太好，他在信里提到你。
    曾彦修：何满子是中国少有的天才，读的书那么多，记忆力又好。
    记者：王以铸先生、沈昌文先生都说很佩服你。
    曾彦修：王以铸的学问不只在翻译上，他的学问完全在翻译之外，是在研究我们中国的古代诗词上。
    记者：他写了很多古诗词。
    曾彦修：他一个外文好，再加上基础知识广博。古代诗词方面成就大。
    记者：沈昌文先生说给你当秘书受益匪浅。
    曾彦修：沈昌文当时是总编室秘书，当时总编辑副总编辑在一个办公室，他就是共同的秘书。这个人头脑灵活。
    记者：范用先生呢？
    曾彦修：范用同志在版本、装帧这方面成就很大。
    记者：范用和沈昌文后来都曾经主持三联书店和《读书》。
    曾彦修：三联书店呢，范用大概还没怎么去，范用同志的编制在人民出版社，他退休是在人民出版社。我在广州认识的人还有几个，像杨奇、曾敏之。
    记者：杨奇先生和曾敏之先生现在住在同一幢大楼。
    曾彦修：曾敏之当年也被打成右派了，怎么打的我也不知道，曾敏之当时是驻广州的记者。我觉得杨奇这个人啊，很不简单，十四五岁参加工作，打游击，工作认真细致。
    记者：你现在写文章还多吗？
    曾彦修：我最近几年都在写一本关于（前）苏联思想专制的书，“十月革命”以后，主要是斯大林时期各个领域的内容，文学、哲学、自然科学都有。这本书写了五分之四了吧。这个写得很难，要写得短一点，写长了人家不看，人家没兴趣，人家根本不了解、不懂的。这个不是靠文字，而是靠几十年的记忆。

2007-10-31
B12副刊 大家訪談文化老人系列

杨奇：和报纸结下的是一生之缘

　　●他是老报人，自称：最惊险的是在敌伪心脏里办《前进报》；
　　●最困难的是在港英管治下办《华商报》；
　　●最难忘的是在广州解放时办《南方日报》；
　　●最投入的是在“反右”高潮中办《羊城晚报》。　　
　　　　
　　杨奇小传　　
　　杨奇：1922年生，广东香山人。曾任东江纵队机关报《前进报》社长、香港《正报》社长、《华商报》经理及代总编辑、《南方日报》副社长（曾兼任总编辑）、《羊城晚报》总编辑、香港《大公报》社长。主编有《香港概论》（上下卷）、撰写《香港智力阶级》、《惊天壮举》等。
　　
　　在北京采访曾彦修先生时，他说起广州旧时相识杨奇和曾敏之，希望代为问候。回广州一问，杨奇先生的家就住在曾敏之先生的楼上。一见面，杨奇先生便说起自己身体不太好，这些年深居简出，甚少参加社会活动。但谈起报界旧事，却有说不完的话。
　　回望旧日风云，杨奇悠悠地说：“在五十二年的报纸生涯中，我办过油印小报，也办过彩印大报，在资本主义社会办过报，也在社会主义社会办过报。概括地说：最惊险的是在日伪心脏里办《前进报》；最困难是在港英管治下办《华商报》；最难忘是广州解放时办《南方日报》；最投入的是在‘反右’高潮中办《羊城晚报》。”
　　谈起在香港办报的经历，杨奇有感而发：“香港报纸应该说是高度开放和竞争自由，比外国各地还开放和自由。香港市民的知情权和我们的习惯不大一样，他们认为没有新闻自由就谈不上其他自由，为什么这样说？新闻不报道出来，黑暗面不揭发出来，就无从知道，就没办法引起社会注意，所以一般都认为没新闻自由就没其他自由。这是香港的观念，我从小就是在这个传统下长大的。”提到晚年在香港主持《大公报》期间主编《香港概论》，他专门找出1990年10月12日《明报》社评《中国专家看香港经济》，此文作者《明报》社长查良镛（金庸）对《香港概论》颇为赞许。年届八十时，杨奇又与唐鸣合作专著《香港智力阶级——一个前途无限的新兴阶级》，罗孚先生在专栏中称“杨奇年已八十，有心脏病，却能不教条地思考问题，埋首写作，面对这本首先提出并研究香港智力阶级的作品，就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了。”
　　杨奇介绍现在的生活：“天天自得其乐地看书，看得很杂，但重点是近代史和当代史，我重视根据档案材料写成的文章。看个把钟头就出来阳台走一走，看看绿树，再坐下继续看。”采访后的几天，杨先生来信，细叙他与“大家访谈”采访过的郁风、黄永玉、罗孚、黄庆云的旧交，令人动容。　　
　　提着一支笔参加革命
　　1940年，杨奇毕业于中国新闻学院，同年参加全国文艺协会香港分会文艺通讯部工作。1941年4月离港到东江游击区工作，历任《新百姓报》编辑、《东江民报》主编、东江纵队机关报《前进报》社长。
　　南方都市报：你小时候在香港时已经对报纸十分感兴趣？
　　杨奇：我年少时代是在香港度过的，十八岁在陈孝威将军的《天文台》军事评论报做校对，白天做工，夜晚读中国新闻学院。在此之前，已经每天都喜欢看报纸了，看什么报呢？看金仲华先生编的《星岛日报》。他是总编辑，解放之初他是上海市副市长，代表中共跟宋庆龄联系的就是他。
　　除了看《星岛日报》，就是《大公报》，《大公报》是胡政之和王芸生主办的，比较公正。因为热爱报纸，就考上了中国新闻学院，当时260个人投考，取60名。从此就与中国新闻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直干到70岁。
　　南方都市报：你在香港长大，为什么会对共产主义感兴趣？
　　杨奇：我小时候在香港读《大公报》副刊，那时候是萧乾主编，接着是杨刚主编。当时副刊上有北方解放区的文艺作品，政治上是同国民党作对的，其他报纸都不敢登。我的第一篇习作是十七岁时写的《一个游击队员之死》，就是讲香港发生的事，刊登在《星岛日报》戴望舒主编的《星座》（副刊）上。
　　我的思想受到启蒙，一是受到报纸的影响，二是看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才知道世界观是这样的才行。改变我人生第一步的，就是这本书。
　　南方都市报：你是什么时候在香港加入共产党？
　　杨奇：1941年3月。在一个西餐厅最后的卡位里，三个人坐着，我宣誓的时候紧握拳头把手肘撑在台上，不敢伸直举着。遇到其他人走过，就说别的话，走了再继续讲。监誓人叫叶挺英，他说：你面前虽然没有党旗，但你心里头应该有斧头镰刀。那时候年轻人是很容易热血沸腾的，我听了十分激动。
　　一入了党，就叫我去游击区办报，因为知道我读过中国新闻学院，又在陈孝威将军的报纸做过，还编过一本《文艺青年》半月刊。这本杂志，是秘密印刷，公开发行的。当年香港的青年很爱读文学作品，文艺运动蓬蓬勃勃，所以销量很大。现在，香港中文大学还保存着全套的《文艺青年》。1941年初，“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在香港的机构很嚣张，他们通过港英的政治部查封我们这本杂志，逼我们停刊。党组织通知我说：你还是回东江办报吧。
　　我到了东江游击区之后，先后担任过《新百姓》报编辑、《东江民报》主编。1942年3月29日，《前进报》创刊。
　　南方都市报：《前进报》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杨奇：有国内外电讯，有本区新闻，还有小部分副刊。很长一个时期是油印，后期是铅印。
　　南方都市报：你自己参不参加打仗？
　　杨奇：我一不会耕田，二不会开车，三不会打仗。可以说我只是提着一支笔参加抗日和投身革命的。当时，东江纵队还未成立，曾生、王作尧两个大队人数不多，活动地区很小。所以办报十分困难，报社没有固定的地址，战友们经常背着沉重的出版工具转移。在深山密林里，把军毡作为帐篷，把藤篮作为桌子，就这样写稿、刻蜡版、油印出版。
　　1942年，国民党派了187师来进攻，我们处在敌人、伪军、国民党的夹击当中，连住海边也不行了，就离开宝安，我带着报社人员趟过深圳河到新界林村黄蜂寨山上。这时，环境是比较安定了，但因远离领导，纸张油墨供应不上，怎么办？我和报社的战友商量后，决定由我到香港找亲友帮助。我化装成小学教师，手里拿着一份汉奸报纸《南华日报》，从大埔圩乘火车到九龙去。敌人万万没有想到：在《南华日报》里面，原来夹着一张《前进报》哩。正是依靠这张《前进报》，使亲友们大为赞叹而捐助了一笔钱，买了一批白报纸，运到大埔圩，再请农民妇女挑回林村去，这才使得报纸得以坚持出版。
　　南方都市报：《前进报》当时印多少？
　　杨奇：油印时期每期才印三千份。1943、1944年，两位女的油印能手费尽心思保护蜡纸，创造了一张蜡纸印七千份的记录。这是全国都罕见的。到了1945年，有了铅印设置以后，印数就超过一万份了。
　　协助乔冠华筹办新华社香港分社
　　抗战胜利后，杨奇返香港创办《正报》，任社长。1947年，协助乔冠华筹办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同年10月起任《华商报》经理、代总编辑。
　　南方都市报：在香港时你与乔冠华交往多吗？
　　杨奇：乔冠华是顶头上司，经常要到他家去汇报工作。1947年初，我协助乔冠华开办新华社香港分社，这是境外第一个分社，以前全世界都没有。同年5月就正式对外发稿了。
　　1947年10月，《华商报》经济极端困难，几乎要停办，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领导要我去做《华商报》经理。当时蒋介石和英国政府有外交关系，香港国民党的势力还很大，许多工商界人士都不敢在《华商报》刊登广告，所以，《华商报》很困难。于是，领导上决定要发动“救报运动”，社会上捐款救报，《华商报》内部要减薪来维持这张报纸，准备用社会捐的钱来维持两年，挨到广州解放。果然，到了1949年10月14日广州就解放了。
　　南方都市报：当时在香港领导文化工作的共产党人主要是哪些人？
　　杨奇：国共谈判破裂，《新华日报》在南京办不成，周总理挑了一部分人到香港，这些人都是精英，民族精英，章汉夫、乔冠华、夏衍、冯乃超、周而复、邵荃麟、叶以群、林林等等。文委书记是邵荃麟。（20世纪）60年代批“中间人物论”，批的是邵荃麟。
　　南方都市报：1947年的时候，香港市民是怎样看待共产党的？
　　杨奇：怕！当时怕不是像“反右”、“文革”时候的那种怕，是怕共产！另一方面，老百姓看到国民党腐败，太令人失望，特别是纸币一下子变成“湿柴”。早上换的钱，下午已经买不到那么多米了。
　　南方都市报：香港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杨奇：这跟国民党宣传有关系。在内地，解放前很多人都是知道共产党是怎么一回事，香港不是。1947年那时国民党那么强大，它统治着大陆，很多人都不敢想像共产党能解放全中国。
　　那时候我们曾经听过一个传达说，我们同国民党打仗有几种可能：一是打大，二是打平，三是打小。这句话是毛泽东说的。如果打输了，就要我们在香港做好十年的黑暗准备。
　　南方都市报：你同夏衍这些人交往多不多？
　　杨奇：我同夏衍交往很多。从1947年9月到1949年4月这段时间，夏衍虽然不是《华商报》的受薪人员，但几乎每晚都到报社来，有时撰写时事随笔，有时给副刊写篇文章，并且经常对报纸提出好主意。
　　1948年10月，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书记章汉夫离港，夏衍接任工委书记。工委之下，仍分设外委、文委、经委、统委、报委等机构。报委书记是廖沫沙（后为林默涵），我是副书记。我们不时要向夏衍汇报新闻界的近况。我一生只写过五篇悼念人的文章，其中一篇是《遥祭夏公》，后来北京收进王蒙、袁鹰主编的《忆夏公》一书中。
　　南方都市报：那时你在香港的生活怎样？
　　杨奇：那时的生活跟社会上的没得比，《华商报》都要减薪、捐钱，有些人连戒指都捐出来救报，我一个月的薪金才180元。　　
　　回广州创办《南方日报》
　　1949年10月，杨奇奉命回广州，与曾彦修等人一起创办《南方日报》。其时经济困难，杨奇千方百计解决报纸的设备与经营难题。“三反”运动中，杨奇被打成“大老虎”。
　　南方都市报：让你从香港回到广州来，当时怎么想？
　　杨奇：不只是我乐于奉命到广州，《华商报》的干部工人都愿意，不是说“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吗？
　　为了筹备到广州创办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机关报《南方日报》，我和《华商报》的同事做了大量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的工作准备。关于思想动员工作，不能开大会讲，只能一个个地谈，让他们愿意回去，家里有什么困难，怎么安顿家属等等。思想准备花了很多时间。还有，我们这些曾经在白区工作的人，没有办过解放区的报纸，不懂得社会主义社会的办报，所以也要做思想工作。
　　我们的组织准备就是起草办报方案，然后报给在赣州的华南分局审批。我们以为会有大批南下的新闻干部的，所以没有提让谁做什么职务，只提分多少个科，多少个部，报纸怎么编，这是组织准备。
　　还有物质准备，主要是做了两件事：一是了解到广州《中央日报》只有一台残旧的卷筒印报机，显然无法适应解放以后的报印需要。幸好《大公报》买下的一台斯高脱高速轮转机存放在仓库里，费彝民社长愿意照原价让给我们。于是，由工委书记饶彰风打电报到赣州给方方，请他转报中央，拨了90万港元来，把机器买下了。另一件事是了解到广州完全没有卷筒新闻纸，必须事先在香港订购。但是，《华商报》根本没有钱可以交付订金，也没有物业可作抵押；最后，通过邓文田、邓文钊兄弟的帮助，由华比银行代我们向加拿大、挪威等国家订购了三大批31寸和43寸的卷筒纸，而我在合约中则保证货到之日便须付款出货，并缴付华比银行代交订货金额的利息。
　　南方都市报：《南方日报》是什么时候办起来的？
　　杨奇：1949年10月23日创刊。我在21日才和饶彰风一起到广州，那时曾彦修等四名南下干部已经随军入城，正在筹备出版。《华商报》的人员也在21日到了，饶彰风和曾彦修等开会，就决定23日创刊。我一看，住的地方没有，那部机器根本不能印，只好暂时委托私营的《越华报》代印了。
　　南方都市报：曾彦修先生说《南方日报》“三反”时把你打成大老虎，是怎么回事？
　　杨奇：这件事说来话长，简单地说，就是由于我经营纸张引起的。
　　我在香港订下的三大批卷筒纸，1950年已陆续运到香港，邓文田一再催我付款出货，否则每日交纳仓存费也很巨大。但南方日报社手上没有外汇，同时，那部斯高脱轮转印报机还未运来广州，也没有机房可以安装，因此曾经设想把新闻纸卖掉，又碰到香港纸价下跌，如果全部出售，要亏好几万元。正当苦无良策之际，原南方日报社长饶彰风想起：广东妇联一位干部彭司炎有一笔私蓄，于是，就请她借出几万元港币交付华比银行，把纸张分批运来广州卖出。结果，还清银行的欠款外，还赚了一大笔钱。除了分给彭司炎等投资者利润外，《南方日报》社也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到了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我经营纸张生意自然就成为贪污典型了。直到胡耀邦主持平反历次运动的冤假错案时，广东省纪检会经过调查复议，才改变了1952年对我的处分决定，恢复了原先的党籍。
　　南方都市报：曾彦修的为人怎么样？
　　杨奇：他是一个优秀的老革命家，为人正直。陶铸反“地方主义”，曾彦修认为这根本是海外奇谈。曾彦修认为广东根本没有地方主义的问题，看不到“地方主义”。
　　曾彦修既有才华，又思想正确，但“反右”时被打成“右派”。“文革”之后，他更是炼成金睛火眼，写的文章非常好，我每一篇都保存下来了。
　　南方都市报：受到打击以后，你还是一直在《南方日报》工作？
　　杨奇：从1949年起，我一直没有离开《南方日报》，1952年“三反”运动之后，朱光市长说可以去市府做秘书，我说要留在《南方日报》，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留在报社可以接受几百双熟悉我的眼睛监督。后来人们还引用我这句话写文章。　
　　“反右”高潮中创办《羊城晚报》
　　1957年，杨奇参与创办《羊城晚报》，任总编辑。“文革”期间，《羊城晚报》被封，杨奇下放劳动4年后，担任肇庆地委宣传部部长。
　　南方都市报：1957年为什么要办《羊城晚报》？
　　杨奇：《羊城晚报》是整风运动“边整边改”的产物，省委接受民主党派的建议，为了贯彻“双百方针”，由《南方日报》筹办这张晚报，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没人有办晚报的经验。由于它的内容、形式跟当时其他报纸不一样，“文革”被批判为集封资修之大成。
　　南方都市报：1957年刚好是“右派”那一年，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办《羊城晚报》？
　　杨奇：我在《在“反右”高潮中创办〈羊城晚报〉》一文中认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陶铸接受民主党派的意见，要办一张文化方面的报纸；另一原因是陶铸没有跟上毛泽东思想的转变。我们看历史事件就知道，毛泽东主席开始是诚心诚意的，请民主派座谈，一旦批到他头上，他就忍受不了。你看李维汉的书《回忆与研究》中说，当他讲到有人形容民主党派批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立即插话说：“不，是敌我！”他把民主党派批评的话当成敌我矛盾，这么早就定性这不是人民内部矛盾了。毛泽东完全改变态度了，当时陶铸没有及时领会到毛泽东这个转变，办《羊城晚报》的决定不改。甚至到9月20日，中央作出关于右派分子标准的决定，陶铸还是以为“反右是一回事”，“双百方针”还是要坚持的。
　　全国批《文汇报》、《光明日报》，也批《新民晚报》，《新民晚报》提出“短些短些再短些，广些广些再广些，软些软些再软些”，结果就批到它的头上。我们那时不知道，所以《羊城晚报》是在“反右”高潮里办起来的，可以说是提着脑袋办晚报，幸好还是“赞”多于“弹”，包括毛泽东都赞这张报纸，还叫《人民日报》转载秦牧的一篇文章《迁坟记》。
　　南方都市报：“文革”时你是怎么过来的？
　　杨奇：“文革”开始，中南局宣传部就派出了工作组进驻报社，秦牧被公开在报上批判，并被无休止地揪斗了，接着，《羊城晚报》原有的领导干部也被抄家、批斗了。批斗我们的叫做红色司令部，我们这些人叫做黑色司令部，后来就押去英德黄陂畜牧场，进牛棚，直到查清我历史上没问题，政治上没问题，才又叫我去肇庆地委办《肇庆报》。
　　南方都市报：在牛棚里做什么？
　　杨奇：写材料啊，反省啊！我顺便插一句，秦牧是非常正直的，他写的材料实话实说，从不会投其所好，跟风瞎说。
　　南方都市报：秦牧当年在《羊城晚报》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杨奇：他是副总编辑，是一个很得力的管副刊的人才，杨家文是《花地》的主编，和刘逸生都归秦牧管。秦牧自己写很多东西。他做副总编辑的时候也经常出差，例如1963年大丰收，秦牧、紫风、陈残云和我四个人，就一起到潮汕平原去，回来后一人写一篇，合起来就是一个版。　　
　　《香港概论》和《香港智力阶级》对得起香港江东父老
　　1974年10月起，杨奇任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广东省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1978年重返香港，历任中央驻香港代表机构新华社宣传部部长、秘书长。
　　1988年，他接任《大公报》社长，1992年退休。其间主编80万字的学术专著《香港概论》（上、下卷）。2002年出版《香港智力阶级》。
　　南方都市报：“文革”之后，组织怎么会调你去香港，后来又主持《大公报》？
　　杨奇：1974年省委决定将我从肇庆调回来筹备成立出版局，到1978年，中央组织部通知我去香港，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宣传部长，后来做秘书长。我做了10年宣传部长和秘书长，不是管一张报纸，是管6张报纸。
　　到1988年，费彝民社长病故，《大公报》董事会一再发函聘请我，我说我都要退休了，不能值夜班，老了做不了报纸工作。后来姬鹏飞一言九鼎，他说：你有我老吗？结果推不掉，从1988年做到1992年。
　　《大公报》那时年年亏损，我到《大公报》，编辑工作要抓，还要扭转亏损。我做的最大一件事，就是将北京大学王选博士的电子拼排系统引进到《大公报》。另外就是扭转亏损，第四年有盈利了。我走得很安乐。
　　南方都市报：你主编《香港概论》是怎么回事？
　　杨奇：在我还没有进《大公报》就开始编了。这本书花了五年时间，请了内地几位学者，其中有金应熙教授，很得力，其他几个人如周毅之、施汉荣等也很得力。那段时间我连电影都不敢去看，金应熙是主要编撰者之一，后来因急性心脏病逝世，开追悼会的时候我忍不住哭了。金应熙的治学精神很严谨，值得我学一辈子。搞《香港概论》期间，他有十多天时间泡在香港大学图书管里，中午不回来吃饭，只吃一个面包。
　　我这辈子写的东西，可以概括两句话：我自己感到遗憾的是土改时期、合作化时期写的几篇社论，明显地带有极左的烙印，照搬战争年代北方搞土改的那些东西。另一方面我自己觉得比较满意的是主编《香港概论》，以及我后来写了大部分的《香港智力阶级》，这两本书我是觉得对得起香港江东父老的。为什么呢？我们共产党在香港工作了几十年，过去从来没有人对香港做过这么全面的评价，我这本书是第一本，全面用事实来讲话，全面讲香港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方面的整体情况，可以说实事求是，力求真实。
　　《香港概论》出来之后，没人说这本书不好，没人写过批评文章，香港左中右的报纸都推荐这本书，原因就是客观、公正、全面。查良镛（金庸）当时是《明报》的社长，也对这本书写了一篇社评，称赞这是中国专家看香港。香港理工大学香港专上学院把《香港概论》作为香港历史文化科的指定教科书；中央组织部培训派赴香港工作的干部时也发给每人一套。
　　南方都市报：撰写《香港智力阶级》又是怎么回事？
　　杨奇：智力阶级就是高级知识分子阶级，我是有根有据才讲的，十四章我写了十一章，后来因为心脏病，请人帮我完成。
　　这本《香港智力阶级》，我没有用中产阶级这样的名称，因为中产阶级只讲收入，我则是从学历、职业、收入、社会声望几个方面来看一个阶级。阶层，阶级，英文都是一样的。我相信，将来总有一天，当香港学术界对阶级结构进行研究时，是会记起这样一本学术著作的。　　
　　本栏目精华已结集成系列丛书，第一辑《最后的文化贵族》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邮购热线：020－87373998－8502；地址：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南方日报出版社发行部。　
　　采写：本报记者　李怀宇

2007年10月23日
B14 副刊 嶺南大講堂公眾論壇 南方都市报

《有报天天读》：与国人同悲同惜，心靈相通

    杨锦麟
　　杨锦麟经历坎坷，从15岁上山下乡到街道临时工、大学教师，继而转赴香港，先后担任报社编辑、主笔、杂志主编、专栏作家、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2003年至今主持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评价说：“杨锦麟读报的‘魂魄’，在于一个饱经忧患、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这50多年来上山下乡、学工学农、求学教书、卖文为生，在底层苦过、上层混过、内地待过、在香港漂过的这种复杂的人生。”
　　一、每年创造数千万广告收入的《有报天天读》
　　感谢今天所有朋友们的热烈掌声，从这些掌声中，我切身感受到，这是对还在艰难前行的凤凰人的理解，支持和肯定。感谢老范(范以锦)，感谢您主持今天的论坛，您是我最尊敬的新闻界前辈。
　　我今天的题目是“《有报天天读》五周年”。不知不觉这个节目已经走过了五个年头，还能够走多久、多远，我不知道。也许，今天顺便给这个节目开一个追悼会，什么时候它不见了，消失了，大家不要感觉到意外。
　　很多朋友想了解我们做这个节目的酸甜苦辣，但今天我不想在这里忆苦思甜，主旋律还是和谐。先给大家简单汇报一下《有报天天读》创意的由来。这个节目是在2002年的10月间开始创意构思的，实际上就是五个字，节目的创意是刘长乐先生的。凤凰卫视很多节目，很多著名的电视栏目创意，都是刘先生自己想出来的，然后付诸实施。
　　天天读，是“文革”期间我们都经历过的，这个词汇按照刘长乐先生的演绎，是一个很鲜明的符号，它既有文化资讯的含量也有一定的历史纵深感。
　　应该说，《有报天天读》是刘长乐先生的创意，杨锦麟错误地演绎，然后一发不可收拾，走了1800多天，这叫歪打正着。刘长乐先生最近说，这个节目是我们专门为杨锦麟度身定造的，这是客气了，这是凤凰卫视管理层知人善任，不拘一格的具体体现。
　　《有报天天读》栏目的设置，实际上就是给你五个字，内容应该如何安排，节目需要有什么样的环节设计，就是三个人进一步的具体落实，一个是我，一个是我们的导演，还有主编。三个人都是香港居民，两个人从来没有内地生活学习成长的经验，经过了接近三个月反复探索、不断否定的过程。节目的立意很简单，是摘要播报两岸三地、世界各地的华文报章、主流媒体的资讯内容，刚刚开始只有12分钟，稀里哗啦很快过去。在凤凰卫视所有的节目排名中，第一个月的收视率是24位，第二个月一下子前十名，第三个月前六名，第四个月前三名，第六个月前三名的同时这个节目得到了广告。在凤凰卫视的一般规律是，一个新节目如果三个月还没有稳定的收视率，也未能获得广告商的注意，基本上就是前途暗淡。这个节目半年之后获得了第一笔冠名广告，时至今日，我对这个广告以及当初为此付出很多心血的同事始终心存感激，这也是知遇之恩。
　　在一般常态运作情况之下，节目每天播报和收集大概56条，或者60条，最多一次是70条的信息。由于这个节目的信息量比较大，视野相对于其它资讯节目也比较广，他们说个性化和风格化的突出也比较明显，一播出以后，人们对它的期待值开始变得很高，并视之为“电子版的参考消息”。节目在过去五年间所获得收视率，似乎是违反一般电视和新闻传统理论的。我要强调的是，一个长得非常恶劣的老头，主持一个喷口水的节目，收视率迄今为止依然在凤凰卫视日播节目的前几名，实在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反应还比较热烈，播出的当年，就成为凤凰卫视观众最喜欢的节目之一。中国内地很多老同志、老前辈，听说都向刘长乐先生抱怨，你们这个节目改变了我们午睡的习惯，但是不看还不行。这样的一个节目设置，它镶嵌在所谓的垃圾时间段，却获得了社会普遍的好评。当然这个节目先后获得了一些荣誉，我比较满意的是2004年央视有一个调查公司的研究显示，这个节目的满意度排列凤凰卫视所有节目的首位，知名度前十名，人气排名第五位，期待第四，栏目综合排名第三，这个概念相当于跟中央一套相提并论。据不完全统计，这个节目推出以后，内地甚至包括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电视台，现在也纷纷推出读报节目，国内有接近200个，还有FOX现在也在仿效。用这种读报的方式来传达信息，似乎也成为一个相对固定和竞相仿效的电视栏目。
　　新闻同行和海内外华人观众接受这个节目，实际上说明这个节目的创意，以及它努力的演绎是对的。2004年就这一年的广告收入―――抱歉我要谈广告，因为这是一个节目受到认同的一个最主要标志之一―――据说，刘长乐先生曾经很得意地说，比内地的一个经济还不是很发达的西部省份的电视台一年的广告收入还要多。这个节目每天的节目成本―――也是管理层透露的消息―――是一个很多人都不敢想象的数字。迄今为止，这个节目没有自己订阅的一份报纸，都是我们的新闻行业主动提供，比如说南方都市报，每天都会固定地把它的社论大样传到我的信箱。很多国际和华人社会著名的媒体，每天都会将报纸的大样，在付印之前同时传到我的指定信箱。这是主动提供的。还有借来的，也就是很多公司管理层订阅的，在他们还没有上班之前，我们就拿来他们的报纸用一下再还回去。虽然每年创造数千万的广告收入，但是我们没有一份自己订阅的报纸。既然没有订阅自己的报纸可以做得这么红火，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订阅呢？这就是我们每时每刻都必须记住的成本概念。
　　二、《有报天天读》关键不在于读而在于评
　　刚才老范把我的形象拔高了，说得和《红灯记》的李玉和一样高大，我还以为他会说我更像李铁梅呢。
　　读报节目实际上是脱口秀，没有任何事先预备草拟的文字稿，就是脱口而出。当然要做到脱口而出，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因为这个节目也没有撰稿人，我自己都不知道下一句话要说些什么。这种脱口秀的方式，已经成为读报节目的基本形态和风格了。节目持续了四年，一直只有两个人的编制，一个是我，一个是我的助手。考虑到已经接近中老年人的年纪，所以管理层刚开始配了半个人，就是到凤凰来实习的实习生，因为工作量实在是太大，现在半个人变成一个人。这是凤凰卫视管理层在落实以人为本理念的具体体现，也是对凤凰卫视弱势族群的一个照顾。
　　这个节目有几个特色，给大家归纳一下。这个节目用了一个很特殊的新闻出口转内销的方式。这个节目的特点是信息量很大，经常会收到很多老同志的抱怨，“你能不能说慢一点”。但是我真的是着急，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插播广告，所以我经常要赶紧先说出去，请你们谅解和理解。
　　这个节目的信息量真的是很大，大量、多元、敏感，资讯的管道也是很多元的。这种信息量多，敏感度也比较高，意味着必须承担风险，只能依靠自己个人的经验、触觉，以及对这个新闻事件的拿捏和判断，来做节目的编排、信息整理、整合，观点的传播。
　　凤凰卫视向世界上120多个国家的华人传播凤凰的理念和信息，最大的市场是中国内地地区，这个市场有对新闻传播的一些必须和必要的管理，那么对我来说，只能根据我人生的阅历和经验作出这样的一个要求：信息的标准就是积极的，是向上、是善意、是及时的，是多数观众暂时没有办法了解、但是非常渴望知道的。那就是说，由于资讯的落差，造成了这种渴望，而这种渴望就需要由我们的资讯来传播，最大限度的满足和传播。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这个信息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振兴，进步尤其是政治文明的进步，是有利的。当然要非常严格地遵守播放收视地区的法律法规，也就是说资讯的整理、节目的构想、资讯整合过程中，要有守法的意识。
　　这个节目不属于杨锦麟个人，这个节目是属于凤凰卫视，是属于所有观众的，所以你不能逞一时之勇、图一时之快。我曾经跟南方周末讲过，这个节目改变不了现状，一个人的力量改变不了现状，这个节目顶多就是拔火罐，就是告诉你哪里酸痛了，提醒一下，大不了扎一针，当然这也扎不死人。一个基本的尺度，就是《参考消息》能够说、能够登的，我就能够说，关键在于拿捏，关键在于度的把握。
　　改革开放的大时代，中国和平发展，这样的一个背景，为凤凰卫视的生存，为《有报天天读》这个栏目增加了亮点。我一直以为这个节目何其有幸，它酝酿、诞生、成长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我认为这种改革开放的深化、解放思想的坚定不移，使这个节目能够获得包括中国内地的所有观众认同的成功，这个时代背景功不可没。
　　这个节目除了信息量大、视野比较广之外，也以正在发生、刚刚发生的所有政治时事的新闻为主，特别是中国内地观众看不到的，很想看到的。同样的新闻事件，纽约时报是怎么处理的，他们有什么评价，他们的评价是对还是不对，这就是出现了一个亮点，一个新的角度。
　　这个节目不单纯是一个读，而是解读，关键不在于读而在于评。很多不经意的几句话，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我们的观众都是水平比较高的。这个节目人们喜欢它，这个节目我跟人家分享的，其实就是一个境界。但是如果不挠到好处也不过瘾，所以我也是每天都要“费尽心思，绞尽脑汁”。
　　这个节目的设置，书房、茶几，还有话语表达的方式，肢体辅助语言，其实都是假的，就是一张凳子一张茶几。一讲完，就好像练过一次气功，浑身通泰。由于节目收视率高了，需要对节目进行改版。今年荣登我们唯一比较大的摄影棚，前面有一个屏风等等，实际上那都是“假”的，是电脑的背景，所以我要装模作样地拐弯等等之类的。从一个读书人，变成一个电视媒体的从业人员，这个转变其实也是跨度很大的。
　　个性张扬是凤凰卫视对主持人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凤凰卫视让我觉得了不起的地方。他觉得你行，就给你机会，让你瞎折腾，个性真的是获得了极致的张扬，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人格的尊重、专业的尊重。我有一个比较好的长处就是，我并不害怕镜头，无知者无畏，可能就是这个道理，把原来属于缺陷的个性，这么一张扬，坏了，人家说杨锦麟刚刚出来，那普通话很恶劣，广东话带有李嘉诚的口音，英文讲得跟法文一样，走到哪里人家听不懂你说什么，就是听久了，习惯了，看不到他，听不到他那蹩脚的普通话，还觉得不习惯，哈哈。
    三、保持一颗如履薄冰的心
　　我的语言因为没有任何事先的设计，有人说自如，还有幽默，讲到动情之处，有人说他还会动感情。有人说这是不是事先设计的，其实并没有，一进入节目氛围、读报情境，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对新闻的归纳、整合，看报纸然后进场进行录制，这就是第一时间的信息整合，第一时间新闻话语解释，很多整合和诠释可能和多数观众的想法、判断相呼应、相吻合。其实即使想法和看法不一样，在第一时间我们给观众提供另类的角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原来这样的事是可以这样理解的。
　　一个带有非常清晰的政治评论色彩的电视栏目，没有锋芒是票房毒药，打马虎眼不行。这个节目能够活多久？现在已经活了五年了。我觉得现在锋芒虽然有时会过一点，但是基本上拿捏得还不错。所以有人说生存的艺术就是在分寸的拿捏，最好的革命往往是最小的革命。我非常同意杜导正先生说的：中国的事情，不能停，要碎步前进，也不能催，只能促，只能春风化雨。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扬长避短。我的资讯我掌握，我的地盘我做主，不是说中 移动已经入股凤凰，而确实是“我能”这两个字在凤凰平台可以做到的。有时候着急起来张牙舞爪，但是张牙舞爪大家喜欢，没有办法，现在张牙舞爪的主持人太少了。这些设计都不是刻意的，可能刘长乐先生都想不到，但是慢慢就跟节目融为一体了。
　　我们说爱之深、责之切，但是其实都不是刻意的，对这个节目资讯的传播，我掌握了一个尺寸，外松内紧。轻时轻些，紧时紧些，永远保持如履薄冰的心，这种冷暖、这种酸甜苦辣不为外人知、不向外人道，自己知道，心头挂点滴，不是点滴挂心头。刘长乐先生经常说头上有两把刀，一把是杨锦麟，一把是窦文涛，有时候他经常要赔笑脸。这个老板我要为他说几句话，他替我以及这个节目挡过无数的子弹，而且从来不告诉我他承受过什么压力。让这个节目存活至今，不是一个人的努力，而是所有人的苦心。
　　这个节目之所以能够存在，五年了，我相信在座所有人都有一点知识分子情怀，无论你是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归纳为几个字：哀而不忧、泣而不涕、宠辱不惊―――这是中国读书人希望达致的境界，底蕴成就自信，自信方能从容，以一己之心推论天下，自然能与大多数国人同悲同惜，心灵相通。这个节目能够生存下来，就是靠对任何一个电视栏目游戏规则的认识，要懂得怎么样活，才能知道怎么样活得更好。
　　曹景行先生说，“杨锦麟如果是一个餐厅的厨师，首先他买的菜你们不一定能够买到。杨锦麟在烹调的过程中，下手重了，油下多了、盐放少了，餐厅主管从来不会怪责。没有人告诉杨锦麟应该做什么菜、煲什么汤，但是他自己知道该怎么做。”刘长乐先生在外演讲时说道，“杨锦麟为什么不会砸锅，在帅哥美女一大堆的电视环境下，他要走到台上来需要勇气，而敢不敢用他更需要勇气。”看来我们两个人勇气还是足够的。
　　在这么一个过程中，有这么一种阅历的人，有这么一种新闻从业经验的人，有这么一种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曾经的苦难和未来的光明还仍然抱有某种憧憬的人，他才会把他生命的一部分，融入到他主持节目的过程中。我经常觉得我是在毁灭自己，为了这个节目，我如果每天不按时吃药，有时候一着急血压就会接近180。但是没有办法啊，欲罢不能。因为没有专业的训练，我也不是科班出身，我的普通话到现在还经常成为被调侃的对象，但是我心里有一点安慰，因为我的普通话讲得比陈水扁要好。
　　节目制作的时间非常急促、短暂，因此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瑕疵。尽管赚了不少钱，但是成本还在严格控制中，极低的成本、极短的制作时间，难免很多粗糙之处。我知道中国内地有很多优秀的读报节目，但是我们看不到所有内地媒体的读报节目，没有经常学习其他人的优秀、其他人长处。
　  因为长期处于如履薄冰、步履维艰的状况下，我自己对这个节目能够走多久、多远没有把握，这是我在2004年接受十大著名节目主持人时的一个感言。这个节目到现在还在延续，但是这个问题依然存在。
　　四、时代大背景下应运而生
　　谈到《有报天天读》，我觉得有必要谈谈它应运而生的背景。这个节目的应运而生，跟我们这个时代同步。
　　2002年，应该是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后不久，中国走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拐点。在这个节目的酝酿和推出过程中，应该考虑到更多中国的民众对外面世界了解的饥渴，同时它也充分利用了两种社会制度不同之下的资讯传播和资讯拥有的落差。它呼应了这个大时代，中国社会急速转变，观众对于更真实的资讯追求，它的应运而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观众对资讯知情权的渴望。
　　在这么一个世界里，人们对真实新闻资讯的需求与日剧增，也许这正是这个节目迎合了大家这一点点的需求。
　　有人说，这个节目是审视世界和观察自己的第三只眼睛，有人说，它把知情权和政治现实允许的范围尽量地发挥到极致。中国内地如果没有言论空间获得比较宽松健康的发展，我们这个社会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进步很难想象。所以我特别注意到，广东省的负责人在很多场合都提到要善待媒体，我认为这是很了不起的观点。善待媒体和善待读书人的意义是一样的，有这种善待读书人、善待媒体的氛围，才有可能有更多的信念、更多的追求，我们的追求也才有意义。
　　这个节目五年了，也见证了五年来华文媒体的变化发展。我要重申一点，平面媒体、报纸，还是江湖老大，报纸至今还在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报纸可能会涨价，但是人们对报纸不会因为它价格的变动而丢弃对报纸的追求和喜欢。没有报纸、没有平面媒体就没有《有报天天读》，所以平面媒体和新媒体这些媒介，像所有的观众、所有的广告商一样，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所以南方报业的新闻前辈范以锦主持今天的论坛，我心里很高兴，因为至少以后没有饭吃还可以投奔你(笑)。
　　2007年，乃至2006年，世界前一百家的大报，《有报天天读》几乎涉猎了60%以上，没有它们，这个节目就不会存在。华文媒体在过去五年发生了千变万化，前所未有。这五年的变化，我有一个坚定不移的想法，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竞争，呈现了一个新的风貌，这种竞争、合作、兼并，或者整合，它会形成一个合力的方向，合力的力量，而这些竞争，新媒体、传统媒体等等，不能说你死我活，但是这种波澜壮阔对读报节目的存在和发展，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资讯管道来源。
　　凤凰卫视人和从事凤凰读报节目的人，他见证了中国社会政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最关键的一点，对普世价值的认同和接受度，无论是从执政党、各级政府，以及大多数的民众，已经有更明显的吸纳、更明显的增加，传统意义上的自由、平等、博爱，不再受到消极的排斥。
　　我跟凤凰卫视约定，我的人生规划是为凤凰卫视服务十年，现在已经过了五年，五年以后再说。
　　这个节目还能不能存活，我不能做准确的预测，因为还有很多的变数。有一个广告词，“思想走多远，我们能够走多远”，这个广告词在现实生活中有明显的反差，因为没有人是不可被取代的，长江后浪推前浪，也没有一个电视栏目，尤其是一个经常被插播公益广告的电视栏目，可以确保它有足够的存活空间。
　　我们还在坚持，我一直认为这是一种责无旁贷。这是一种责无旁贷，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希望有更多在政治文明的大环境下，能够自由表达意见的空间，能够让执政党的理念，让海外华人对中国的建设、改革开放任何一步的成绩、任何一步的挫败、任何一步的缺失有直言不讳的提醒，我们要做这样的努力。
　　我们的世界是如此的五彩缤纷，但是我们知道，今天英文媒体还在占据垄断的地位，这使中国人的声音，中国人健康的声音、正确的信息，包括媒体的声音，和现在我们所拥有的综合国力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要让一个充满自信的中国，让一个进步的不回避任何先进思想的中国展现在世界人民的面前，让中国的现代文明和人类的文明有机的结合，其实我们要做重大的努力。
　　我们的坚持可能是一种使命，也是一种从业人员的契约精神，在国内一般叫做责无旁贷。
　　我觉得任何一个梦想，任何一个理念，不能靠一个单一的媒体来贯彻。我不知道这个节目还能够走多远，但是我对中国未来，能够给新闻传媒更多释放能量和潜能的空间，抱以比较乐观的期待。
　　结语
　　请允许我做一个结束语。
　　只有善待媒体，我们的明天，我们民族的明天，我们共和国命运的明天才会有希望。我非常欣赏这位领导同志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到了善待媒体的概念，我也知道这位领导同志在不同的场合对《有报天天读》也给予了很多的评价。善待媒体，是衡量一个社会政治文明进步的标杆。
　　改革开放接近三十年的时间，后年是共和国建国60周年大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还有若隐若现来自方方面面思想的干扰，可见不断思想解放、坚持改革开放这个任务还是任重道远。
　　过去的三十年，以及过去我在凤凰卫视从业工作的五年告诉我，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建设不可能没有舆论的监督。善待媒体和善待读书人，善待所有共和国的公民，他们的意义是等量齐观的，要让更多的人，更多的共和国公民，拥有最起码的知情权，这也是这个民族走向复兴之路的必需，应该说是最起码最谦卑的一个前提条件。只有真正意义上的善待媒体，我们才有希望，或者说我们才有明天。我们还在艰难地前行，我们还在艰难地探索。
　　最后一句话，我们，你我，所有在座的朋友们，都还在翘首以待。谢谢。

　　□王本道

　　插队开始，由于身单力薄，我被老队长安排在妇女队劳动。那是1968年的秋天。妇女队由十几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姑娘组成，个个都长得眉清目朗，名字也叫得煞是中听：月华、翠婵、娥眉、玉娣……每天干起活来，叽叽喳喳的像个文艺演出队。
　　一天，月华带着我和娥眉早早就上了山，想趁早晨的清凉，每人割满一担饲草。谁知干了不到一个小时，那火焰般的烈日就垂直地照射下来，大地如同烧透了的砖窑，烤得我汗流浃背。她俩仍在钐着草。我索性甩掉草帽，顺势坐在草堆上，望着天空直喘粗气。月华和娥眉见状赶忙跑过来，边擦着头上的汗边问：“王哥，哪不舒服呀？要不就歇会儿吧。”说着她俩也坐到我的身边。月华一边拢着齐颈的短发，一边眯着一双笑眼逗我说：“都说你们城里人弱不禁风，你呀，还弱不禁晒呢！”说着，她把那宽沿草帽又重新戴到我头上说：“这草帽可得戴着，要不脸和胳膊会脱皮的，那你可就丑了！”
　　我附和着说：“连命都快搭上了，还管丑俊呀！”嘴里说着，心里倒是好生纳闷：“妇女队的姑娘们工龄都在三四年以上，风吹日晒地整天在田里跑，可个个都白净净的既苗条又秀气，真是神了！”
　　远处传来闷闷的雷声。月华忙喊：“快把割好的草捆好，找个地方避一下。”待我们跑到一处山脚时，瓢泼大雨就倾泻下来。这是个废弃的采石场，凹出一个天然的石棚，三个人站在里面刚好容身。雨夹带着风，雨滴还是朝我们身上泼洒着。月华开始让我站在她和娥眉的中间，用她俩的身体护着我不至挨淋，眼看雨势越来越猛，她索性和娥眉两人分别抱住我的一只肩膀。刹那间，她俩浇成了一对水人。
　　被两个姑娘紧紧抱在中间，我不知所措。过了两三分钟，我喊着：“不行，我一个大男人，快放开！”可她们却抱得更紧了。月华伏在我的耳边轻声说：“别傻了王哥，要不也是三个人都浇着。你将来是要做大事的，这一冷一热的，你吃不消，会生病啊……”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女孩子，听着周围天籁似的雨声，感触着两个姑娘温软的身体和心律的跳动，我飘飘然似乎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头脑中一片空白。
　　暴雨过后，天空中很快出现了一条七色的彩虹。两个姑娘松开手时，相互对望着一时竟有些忸怩。当看到我身上干爽爽的没浇到雨时，立刻又开心地笑了。这时，娥眉边抖落着身上的雨水边说：“王哥，委屈你先转过身去，闭上眼，我和月华姐要整理一下形象了。”我遵命乖乖转身、闭眼。待到她们拧干衣服穿好后，连声喊我转身时，我竟没有听到。
　　那个年月，酷暑难耐对于贫苦农民们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饥荒。生产队每年分给农户的粮食刚进7月就开始断顿了。乡亲们把自家菜园里尚未成熟的土豆、地瓜都刨出来，先让孩子们填饱肚子。山坡上的野菜也被采来掺到地瓜面中，搅成糊用来果腹———当死亡的阴影压在头顶时，还有什么东西不能吃呢？我们知青当时享受着国家分配给每人每年600斤商品粮的待遇，虽是清一色的玉米面，但总还能吃得饱。熬伏期间，我时常把节省下来的粮食拿到供销社换成粮票，随手分发给妇女队的姑娘们。
　　头伏熬过后，进入了二伏，依旧是炎风酷日，溽暑蒸人。一天，我和几个姑娘在果园里拔草。上午10点是农家开午饭的时间了。那天的气压很低，我实在没有食欲，躺在树阴下的沙土地上百无聊赖地昏昏欲睡。忽然觉得脸上发痒，以为是虫子爬了上来，睁眼看时，却是月华嫣然笑着在一旁用树枝搔痒我，烦得我转过身去一言不发。月华却一本正经地说：“王哥，在这等着我，不许乱跑。我回家给你带点好吃的来。”说着话便一溜烟儿地跑了。一觉醒来，见月华正坐在我的身边发愣，身旁多了一个带着盖的圆形瓦罐。看我醒了，她立刻打开瓦罐的盖子，麻利地为我盛出一碗白花花的面条来。看着那泛着细碎油花的一碗汤面，我心中翻腾着一阵阵波澜……

2007-11-09
南方都市报   
B15 副刊 大家 连接大众与名家的桥梁

一本刊物的谦卑

　　《佛山文艺》发行五百期了，我和一些文学界的朋友们谈起来，发现他们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数字时，并不感到吃惊。也许，在他们看来，这本杂志所具有的蓬勃的生命力，别说是五百期，就是办到五千期，也是不值得惊奇的。这并非夸张的说法。作为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原创文学杂志之一，《佛山文艺》不仅没有一般文学杂志所困扰的生存危机，而且在文学极不景气的日子里，还连续创造了发行和收益方面的奇迹。很多人都感到诧异，何以一本地方性杂志，却能成为中国期刊市场的一个标志性符号？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不想把《佛山文艺》在市场上的成功，简单地归结于它一直扎根于“打工文学”这一广阔的领地。尽管，“打工文学”一词确实是和《佛山文艺》伴随而生、共同成长的——能见证、推动、壮大一种新的文学类型，并使之与一个庞大的、匿名的底层群体唇齿相依，这本身就是一段文坛佳话，但《佛山文艺》的存在价值远不止于此。
　　感知社会转型的精神气息
　　我认为，它这十几年的办刊实践，为这个时代的文学如何讲述复杂的现实经验、如何重新定位杂志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生动的范例。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各地的文学杂志都惨淡经营，可《佛山文艺》不仅发行量扶摇直上，影响力也从文学圈扩大到了社会各界，至今不衰，其中的秘密之一，就在于它率先察觉、感知到了一个巨大的社会转型期的精神气息。也就是说，多数文学杂志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都有一种自我边缘化、自我小圈子化的倾向，以致文学的影响力日益收缩，最终从社会现实中全面退场——文学开始变成“纸上的文学”，作家自娱自乐的写作时代开始了。这是文学在二十世纪所面临的一次重大挫折。
　　很多人都记得，从二十世纪初梁启超等人推崇文学革命开始，特别是到了“五四”时期，作家们对世界的认识，普遍走在时代的前列，那个时候，文学是思想的先声，许多的文化、思想争论，都从文学界发端，进而波及到其他领域的。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作家日益从主流现实中退场，日益丧失思想创新的能力，到现在，作家越来越成了一个平庸者的群体，在许多关键时刻，作家的声音往往都是缺席的。用韩少功的话说，“民众关心的，他们不关心。民众高兴的，他们不高兴的。民众都看明白了的，他们还看不明白，总是别扭着。……以至现在，最平庸的人没法在公司里干，但可以在作家协会里混。最愚蠢的话不是出自文盲的口，但可能出自作家之口。”这个悲剧事实的发生，我以为就是从作家崇尚纸上虚构、丧失现实精神开始的。
　　九十年代之后，不仅作家的精神气场是收缩的，文学杂志也开始拒斥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种种变化，集体显露出一种僵硬而苍白的话语表情。相比之下，《佛山文艺》正是崛起于此时，并在办刊策略和审美趣味上，有着别的杂志所缺少的开放性和现实精神。
　　《佛山文艺》对这一开放性和现实精神的具体阐释，就是尽可能多地分享别人的经验，尽可能快地见证中国的社会转型。在这一点上，可谓是广东精神的一个小小的缩影。
　　谁都知道，“文革”后，特别是一九九二年以来，广东发生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化。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奇迹，国人多有论及，而由此产生的数以千万计的移民和打工人群，将对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态造成多大的影响，却还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这么多人同时在中国大地上迁徙，他们中的多数人又都选择南下广东，在这里工作、生活、扎根，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盛大景观。广东以极大的包容精神，接纳了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她的生机和混乱也由此而来。很显然，这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一个希望和绝望交织的时代，一个高尚和污秽混杂的时代。活跃在这里的广阔人群是如何思想、怎样生活的？他们带着各地的口音，洋溢着不同的身体气息，穿行于这块热土上，正在向我们讲述一个个怎样不同的故事？文学又该如何去分享这些人的个体经验？《佛山文艺》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它必须参与到对一个新的群体、一种新的经验的观察、发现、记录和表达的进程之中。
　　这个群体、这种经验，当然不是“打工”一词所能囊括的，它指向的是一个变化的时代和一个流动的人群——它们怀抱梦想也体验梦想破碎的悲伤，他们生产故事并在不同的故事里陆续出发，他们的人生有眼泪也有笑声，有低语呢喃也有雄心壮志，他们是新生活的参与者和塑造者，是此时此地的中国最具活力的一群人。
　　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文学对这群人保持着集体的沉默，是《佛山文艺》以它独有的谦卑和耐心，先人一步地分享着这一群人的欢乐与忧伤、幸福和痛苦——应该说，我所读到的《佛山文艺》上的大多数作品，都忠直地塑造和讲述了这样的现实。而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它那种强烈地介入现实的精神以及浓厚的民间情怀。它为文学如何书写新兴的人生经验，建立了一个开放的发表平台，以及平等的话语姿态。　　
　　文学还在现实中活着
　　这种平等和谦卑，不仅体现在它所发表的作品上，还体现在它所培养的作者群上。可以说，这也是《佛山文艺》的办刊特色之一。
　　传统的文学杂志的作者群，注重的是名家、专家，多数名牌杂志都成了名家俱乐部，小圈子的味道浓厚。这也是一段时间来，文学充满居高临下的精神习气的原因所在。特别是作家写到底层生活，写到无权者的人生时，这种居高临下的代言意识就会高涨，为什么？因为作家总是在假想自己站在一个精神制高点，是在为底层的人说话，为无权者伸冤，他的道德优越感总是或隐或现地出现在自己的作品中——这也是“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极为普遍的精神特征。“五四”以后，中国文学推崇白话，面对广大民众，文学的读者群确实扩大了很多，文学再也不是古代中国那种士大夫写给士大夫的“雅言”了，它开始走向世俗人群和世俗生活。
　　但是，文学的读者群是扩大了，写作者却还是“士大夫”，因此，“五四”以后，写作者和阅读者的关系，就成了有文化的人写，只会阅读不会写作的普通读者看——这样一来，居高临下的启蒙意识就在作家中高度膨胀起来，而这种启蒙意识在士大夫写给士大夫看的古代中国恰恰是难以产生的。到了今天，面对那些无法真实表达自己的底层人群，多数作家采取的是更为张扬的代言立场，在他们的俯视下，底层开始呈现出单一、简陋的面貌。坦率地说，我一直难以信任这样的写作，正因为此，我觉得《佛山文艺》多年来所提倡的让普通人写普通人的办刊策略值得尊敬。
  　这就是一本刊物的谦卑。它愿意弯下腰来，倾听那些被遗忘的人群的声音，并让这样的声音有一个发表的阵地，慢慢地，这些声音就开始壮大、响亮起来，它在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个文化现象(“打工文学”作为底层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受到了文学界的高度关注)的同时，也把《佛山文艺》塑造成了连接文学与市场、主流与民间、普通读者与普通作者之间关系的一个可以信任的载体。
　　特别难忘的是，多年来我在《佛山文艺》上，读到了很多陌生作者的文字，他们可能来自某个工厂或某个杂货店，可能文字粗糙，情感直露，写的小说常常虎头蛇尾，人物命运也往往不知所终，但我却从这些赤诚的文字中读到了很多鲜活的细节、逼真的经验、淳厚的感情，以及那些微小而坚韧的理想，我经常受感于这些文字，并由此觉得文学终究还是在现实中活着，它并没有死去。我甚至想，中国当代文学走到今天这样不堪的境地，其实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偏离了文学写作的核心价值——有感而发。无病呻吟、纸上造假成了许多作家的写作通病，这个时候，强调一种来自生活现场的、有感而发的、和现实短兵相接的写作，未尝不是一种有益的劝告。因此，《佛山文艺》上那些无名者的写作实践，艺术上或许不值一提，但在扩展一种文学书写的场域、丰富一种文学经验的活力上，仍旧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从某个意义上说，那些无名者的作品，比那些名家作品还更能见出《佛山文艺》的精神风范。
　　至少，这些无名者的作品的存在，为那些正统文学的存在提供了另一种参照；甚至，《佛山文艺》的存在本身，也为中国文学期刊如何前行、中国文学如何重返现实提供了一份参照。它未必是理想的标准，它发表的作品也不昭示文学的方向，它的办刊道路更是别人所无法重复的，但《佛山文艺》作为一个意味深长的文学符号，作为在某些方面的成功典范，它的开放与宽容，平等与谦卑，确实值得更多有志于推动文学发展的人所记取。或许，这也是《佛山文艺》能在全国产生影响的秘密之一：它扎根于一个地方，视野和胸襟却远及全国，所以，它的读者和作者，身份多样，分布辽远，但都被它独有的品质所吸引、所团结。这是一个小小的奇迹，正如这本杂志虽地处佛山，但办刊阵容里，除了有刘宁这样著名的传媒人、文能这样优秀的主编之外，还有一大批拥有博士、硕士学位的核心编辑一样令人讶异。
　　自晚清以降，报纸、杂志一直是影响中国的核心力量，文学发展也不例外。文学和报纸(副刊)、杂志之间的密切关系，近年更是成了学界的研究热点。一个世纪以来，任何作家的成名，几乎都依托于文学杂志——先发表后出版，因此，文学杂志的趣味变迁、命运沉浮，深刻地关涉着文学的进程和文学的影响力——在这个文学与杂志互相塑造、互相影响的研究过程中，《佛山文艺》可能是常被忽略、但极富个案意义的期刊之一。我希望有更多的人重视它的存在。（作者：谢有顺）　
　　◎谢有顺，文学评论家，现居广州。

2007/11/20　
B12副刊 嶺南大講堂之公众论坛 南方都市报

有更好的城市，才会有更美好的生活

　　章仁彪，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93－1994在德国鲁尔大学做访问学者主修哲学解释学。现任同济大学法政学院院长，兼任校高教所所长、教育部高校文化素质教指委委员、《2020中国教育发展纲要》起草特邀专家、上海市哲学学会秘书长、常务理事，中国高教评估研究会常务理事等。
　　1　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
　　大家早上好。上海在“文革”前几乎贡献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汪道涵当市长的时候，听说上海需要留一点钱搞建设，美国有一个代表到北京再到上海，他说怎么看来看去还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样子，典型上海的标志一直都是外滩。上海社科院的同志说北京是全国人民的，当然北京要发展快了。美国人就问了，北京是文化城市、政治城市，怎么有钱可以搞城市建设，为什么上海是经济发展很好的城市，却没有钱搞自己的城市建设呢？所以汪道涵跟当时的中央领导谈，能不能给上海留一点财政收入，以进行城市的城市改造，否则上海(上世纪)三十年代建起的远东第一楼等等，始终是中国最高的建筑、上海最高的建筑。中央后来同意，说可以从增长的钱里留出一部分作为城市建设的钱，汪道涵说能不能再多一点，答复说那怎么行。当时上海贡献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但是现在广东已经是第一位了，山东也超过了上海。
　　很高兴来到广东，广东也是中国快速发展中的城市化的典范。今天讲到城市化，我又加了一个标题，《城市化的变迁：从地理－物理空间到文化－心理空间》。在奥一网上，我跟网友们也交流过这个问题。1998年，上海经过两轮小平的南巡之后，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上海开始注意到建设基本框架奠定城市之后，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说是建管并重、重在管理。
　　我在同济大学组织了城市规划、法律等方面的人一起来，城市管理怎么来做，这是一个大问题。我跟城规学院的教授、博士们谈，城市管理先要怎么界定。那些朋友说很简单，城市管理我们只能说是物质的空间，城规就是讲地理空间、物质空间，不能说其他。但是我认为，城市管理绝对不仅仅是这样的，它应该有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的背景。我跟他们发生了第一场争议就是这样，我认为城市管理不仅仅是城市规划者参与，还应该有管理者参与。
　　我们搞人文社会科学的知道，历史是我们的基本功。对于历史，我们更重要观察的是时间纬度。我们的生命跟时间联系在一起，人的自然生命据说是120年，在宇宙间也是短暂的一瞬，历史时间，是我们的生命重要一部分。马克思说，自由时间是人们创造性的时间，但是我们对空间似乎忽略了。我认为今天全球化的时代，空间给了人们新的思考，是不是空间就贬值了？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背景，那么全球化是不是仅仅是空间的概念？难道现代化就仅仅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吗？我说，这也许是一个真实的谎言，实际上这二者是交织在一起的。
　　我一直在强调，现在我们社会研究等等还要关注空间的问题，不能光讲时间，所以这是我的题目。做一个解题，我提出三大空间。
　　城市何以让生活更美好？这句话来自亚里士多德，他说，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我们现在是城市人，不管是新城市人还是老城市人，城市的特点恰恰是移民，没有移民就没有城市的今天，城市的历史就是一部移民的历史。
　　但是城市是否就是自然而然等于生活更美好呢？某种意义也是对的。人类自古以来都有一个美好的城市梦，留在城市是为了生活更好。城市，某种意义上是文明的一个代名词。不管怎样，城市尽管有那样这样的问题，但是，确实是高于农业文明的发展阶段，高于乡村文明的一个发展阶段。城市可以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特别是中国的背景下，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还有户口的管治下。中国的汉朝就有了户口的管治。成为一个城里人，是所有乡村乡民的共同愿望。
　　今天城市化进程浩浩荡荡，横扫华夏，上亿的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寻觅生计于其间。我说城市的确成为美好生活的象征，成为亿万农民奔小康的首选之地，可是进了城的农民们会发现，打工者的城市梦，并不是美轮美奂的，这里的辛酸苦辣更厉害，这里还有希望与失望的轮回。现代社会调查表明，城市人并不觉得城市就等于生活的美好。但是世博会为什么有这样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不是乡村让生活不美好，乡村就等于糟糕呢？不是这样的。
　　回到世博会的口号，能够获得人心，获得人们的支持，恰恰并不是简单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把这句话翻译成英语的话，和世博会本身的口号是不一样的，“只有更好的城市，才会有更好的生活”，这就包含着一个意思：目前的城市是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当然包括城市病。
　　2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应该注重文明的辐射
　　城市何以让生活更美好？第一，城市是否一定能够让生活更美好，第二，更为重要的是，怎样可以让生活更美好。我想这就是我的解题，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
　　刚刚开过的党的十七大，对城市化问题有这么一段比较精炼的表述，“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我后面会说到城镇化、城市化、都市化在英文中都是一个词。“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这句话不要认为很简单，来之不易！当我从事城市研究时就面临这个问题，城市化是小城镇为主，还是大中小城市发展，我当时写的是先城镇化再都市化，我的观点编辑们不反对，但是题目可能有问题，最后给我改了“中国城市化：小城镇和大都市的协调发展”。
　　“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辐射问题是我们理解中国城市问题中积极的纬度。城市文明不应该是城里人独享的，按照中央的提法，共建的成果要大家共享。但是我对此也有一个担忧，大都市增长如弄不好成为一个黑洞，只有聚集，没有很好的辐射作用，这就是我认为现代城市化中应该注意大都市发展过程中辐射和聚集，这是双向的互动关系。
　　我今天讲的问题，大概就是这么几个问题。第一是讲一讲快速城市化，中国发展的举世瞩目。第二，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城市化。第三，城市化理论重构与三大空间协调发展。我提出什么是以人为本呢，或者说以人为本应该建立广阔的无障碍的通道.什么是无障碍通道？城市应该是人民的城市，是人民乐于宜居的城市，不仅仅是长住者的也是过路者的。我今天尽量不讲理论术语，但是也有理论的意义。
　　第一，中国快速的城市化正成为世界瞩目。二十世纪是世界加速城市化的世纪，六十多亿人口有已经有三十多亿已经居住在城市里，当然有人说1998年已经跨过了50％，统计口径不一样，但是我们就姑且说是1998年吧。这一年中国的城市化突破了30％。
　　中国最高城市化城市是上海，88.7％，北京是84.3％，天津是75.5％，最低的城市化，大家都知道是哪儿吗？是贵州。西藏广袤的青藏高原，人口不可能那么分散，所以它的城市人口占的比重更多于贵州，已经达到了28.2％。13亿人口每年增长1.2％城市人口数，这就是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人口数啊，这么快速的城市化有什么样的问题？中国这么快速的发展，人类的资源够不够，这就是世界上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有一批人宣传中国威胁论，是为了制造世界对中国的恐慌，这是政治的考虑，但是我从接触到的西方学者，平民的角度，他们认为中国发展太快，也有一个威胁，什么威胁呢？就是资源的威胁。
　　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不仅是回答中国发展的问题，同时也是回答世界对中国的担忧。如果我们小汽车的普及达到美国，如果我们的能源消耗相当于美国，要五个半的地球才能供应中国的发展。当然我和西方学者直接对话时，我不这么说，你们可以享受快速的交通，可以现代化，却让我们停留在前现代化，然后你们来看看田园风光？问题是中国的老百姓也想要发展、要富啊，所以我理解科学发展观第一要务仍然是发展。
　　中国的快速发展，世界有些人就有了中国崛起论。一提出我就质疑，我认为作为学术问题讨论时是会引起坏事的。谁第一个说中国崛起的？是拿破仑。十八世纪拿破仑雄踞欧洲时说过一个警告：东方有一个狮子正在睡觉，千万别把它弄醒，一旦它醒了全世界也要震惊。崛起论实际上是这样来的，当然国内我们现在说的是和平崛起。可是所谓崛起，就是要比别人高出一截，你我一般高怎么说崛起呢？所以我说不要说崛起，我们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外曾经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我说且慢，大家是不是认可二十世纪是美国的世纪？那是美国的霸权。如果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那么其他文化就会感觉到恐惧。
　　日本没有说自己要崛起，而是说我要成为负责任的大国，承担起与我大国地位相当的责任，我要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结果大家说NO。今天我们说崛起，周边的国家是什么样的感觉？好在中央这一点还是比较英明的。当然作为学者，我一开始就提出没有必要，有本事像小平同志说的，埋头苦干。德国的经济是快速崛起，但是德国人从来没有说过，所以欧洲人民体谅德国。如果德国说自己崛起，肯定欧洲会反对。现在我们说中国是和平发展，大家都可以发展，你发展，我发展，大家共同繁荣。
　　中国的城市化需要一个定义的重构，什么是城市化？各种文献资料说，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聚集，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劳动力转移。我说这只注意到城市化量的特征，而忽略质，特别是自觉的城市化，不仅仅是聚集的过程，同时是辐射的过程，是城市文明向乡村的辐射，是城市现代文明的成果通过郊区向广大农村辐射。所以，城市化是聚集和辐射的过程，不能是简单的进了城就是城市化。今天的城市化，我们应该更加注意到文明辐射，不要简单的追求市民的数量，而应该关注生活质量，注意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不是同等的。
　　我认为中国城市化目标应该是城镇化与都市化的并进。中央文件至今使用城镇化，学术界普遍是城市化，也有人说都市化的，都是同一个词。为什么我说先都市化再城镇化？就是为了突出城市化的自觉进程应该为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给现代文明的辐射给予更多的关注点。
　　从文明的角度，小城镇大战略，这是中国社会学鼻祖费孝通同志的论述，我认为这个命题不错，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注入新的内涵。只有经过一定城市文明的提升，城市文明的辐射，城市是现代改革开放成果共享之后的，向农村辐射的小城镇，才更具有人类文明发展的大战略。所以我们先要都市化、文明化，把生活质量提高，然后辐射到小城镇和农村。
　　我国的城镇数量，改革开放之初是两千多个，到现在是两万多个，成就了东南沿海的大战略，也蕴含着接下来发展的后续力的问题。现代城市化是一个都市连绵化，西方学者跟我交流，为什么中国对城市化这么崇拜？我们已经不要城市化了，反向而行城里人都愿意到乡下生活。我说城市化不是反对城市文明，而是高度城市文明的同时，又要享受乡村风光的自由、浪漫和恬静，这是更高水平的、深度城市化，而不是倒退的城市化。
　　3　城市化引发三大空间的变迁
　　我还要讲的是城市化的三大空间的变迁问题。城市是一个物理地理空间，但是它同时又是社会经济的空间。三十年不到的改革开放，我们成绩巨大，我们未雨绸缪文化心理空间是否跟上了大规模的建设？我们说欧洲有移民问题，造成了文明冲突，但是中国好像没有移民问题，但是中国城市化的问题，东南西北的广泛流动，移民是城市的活力。
　　我们学校的外地同学本科生70％留在上海就业，多大的压力啊！要买房子，当房奴，有资格当房奴还不错的，你可以付首付，但是还有大批的农民工！还要关注他们的文化生活，心理发展空间。这个问题日益重要，今天提出和谐社会，是不是也应该关注这一点？我认为城市化绝不仅仅是物理地理空间的变迁。我们不仅仅需要一个物质的空间，而且需要一个人际交往的经济基础的空间，当然更重要我们需要文化心理空间。
　　物理和地理空间，我们要想回归自然，但是现在出现了很多人造的自然、人造的山水。实际上买房子的时候，有水的房子肯定贵。最早的研究，生命最早是来自水中，人最早其实是从鱼儿变来的。现在买房子，人工挖一个水，实际上维护这个水的代价昂贵，以后的物业费大量是消耗在水上。还有城市老城的发展，我去看了广州的骑楼，这是广州的建筑特色，据说已经改造了不少。
　　还有社会经济空间。广州有许多的城中村，对本地人来说，这实际上是他们的根之所在，对新移民来说，这些村为什么不改造掉？城市动迁引起了许多的矛盾。中国城市化农民的贡献还有一个是土地，在发达国家你要造一条高速公路，美国一个老太太就是不肯搬家，出再多的钱我也不搬，只要高速公路转弯。过去我们说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现在有了物权法，以后也有可能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文化心理空间。农村里你要做一点坏事，大家互相都是认识的，但是进入城市里大家都是陌生的，是一个生人社会，对人的心理压抑是很大的。你进入新的世界总有一点恍惚的，总有一点东张西望，这就是文化心理的压力。还有移民的自我认同，我究竟是谁，进了城的移民依然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文化风俗习惯。自我认同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是有很大的困惑。
　　4　现代城市化首先一点是要回归到以人为本
　　世界城全世界只有三个，纽约、东京、伦敦，他们的三大指数是晴雨表，左右着全球经济。今天的竞争不是一个城市的单打独斗。为什么我提出中国的大都市要发展？中国的三大都市连绵区，环渤海、长三江、珠三角，当然现在还有其他的城市群，这些都是在兴起的过程中，但是我们现在的三大城市群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还不太大，只有45％。但是美国三大城市群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是65％，日本的三大城市群贡献是69％，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发展不仅仅是自己的事，也是中华民族综合国力提高的重要任务，我们担当此任，不仅为本地人民做贡献，也要为中国人民做贡献。
　　更好的城市才有更好的生活，城市梦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这里就有城市新的发展形态，我认为城市功能，这次十七大提出城市功能完善，什么是城市功能呢？上海讨论城市精神，上海市建委让我做一个报告，说城市功能有什么。我查了一下，这个区是商业或者是教育，或者是CBD等，结果大家说自己是知识区、文化区、经济区，但是大家未必是全能的，应该有分工。但是我提出功能分区问题有一个误区，就是把城市分割为这一块穷人区那一块是富人区，这是最大的忌讳。
　　另外就是生态与环境，没有良好的生态何以更好的生活呢？但是我个人认为三大基本功当中，中心就是生活，就是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也是世博会那句话。生产是为了生活更美好，生态也是为了生活更美好。现在的房地产广告，说什么成功者的选择、白领的居住地等等，竖上罗马柱，再弄几个雕塑，如果你住不起来，对不起，就是你不成功。我们要以人为本，要以大多数人为本。所以我们说是以人为本，特别是大规模的城市当中，我们要想怎么尊重包括农民工他们的人身权力和人身尊严，不要动不动把城市治安出现问题，就归结到是流动人口造成的，没有流动人口有城市的繁荣吗？我不是为他们辩护，但是我们不要歧视他们，有的人是迫不得已。别忘了我们自己也都是外来的。
　　刚才说了三大空间，我认为现代城市化要解决的问题，科学发展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当前要注意这三个问题，首先就是要超越技术中心，回归以人为本。今天的城市化发展不能完全依赖于技术，技术不是中心，还得回归以人为本。我们能做这是技术告诉我们的，但要不要做是人的判断。
　　中国13亿人口，就是一个世界大市场，今天我们内需不足，某种程度上就是城市化发展速度还不够。我们的农民兄弟不仅仅是进城的还不多，还要一些人进城，更重要的是他们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没有到享受所有科技文明的成功。所以我说，我们要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是对的，但是千万要注意，需求和欲望的问题前，我们应该满足人类发展的正常需求，但是是否要满足人类所有的欲望呢？要实现可持续的发展，竭泽而渔这是不行的。
　　我们要化解文化冲突，才能建设和谐城市，城市的危机高于乡村。城市化发展的成果何以让大家共享呢？实际上我们今天说到和谐社会，我个人的看法和谐社会的本质离不开一个和谐心理，如果人人都是怨天尤地，这样的社会会和谐吗？现在有消息说现代白领跳槽并不仅仅是为了薪酬，而是为了更好的发展空间、更好的人际关系。有人做过幸福度的调查，六个城市，最高的是杭州，但是并不是因为经济最高，第二位是成都，成都是优哉游哉的，我遇到成都人说，成都人说是除北京之外私车拥有率最高的，就买奥拓、QQ，开着车出去优哉游哉，汽车不在好，能跑就行。
　　幸福度并不是跟经济有直接的关系，当然还有一个心理的感受问题，没有欲望者也不会有失望。曾经我知道学生辩论一个题目，现代社会男性压力大还是女性压力大，有人说当然男性压力大了，女性下岗了回家抱孩子做饭是理所当然，但是男性怎么可以？我说且慢，看看街上照样有这样的人下岗了老酒照喝。有期待才会有压力，如果我这样就行了，我是流氓我怕谁。
　　未雨绸缪话风险社会。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提出的高科技与低情感的矛盾，技术越来越高，但是人跟人的接触被技术屏障掉了，在网上QQ半天的，原来就坐在我的后面。高科技与低情感的矛盾还没有解决，新的挑战又来了，高效率与高风险并存。这是高效率同时高风险的社会，高科技与低情感的矛盾，我们何以解决我们的心理发展问题，我们的幸福度问题？
　　我第一次去巴黎，觉得怎么这么破啊，后来告诉我这是大批非洲移民到了巴黎找活干，就在巴黎郊区造了大量的房给他们住，以为自己的种族融合比美国好。但是没有想到，第一代也许是满意了，老实说第一代移民再苦再累是自愿的，发两句牢骚第二天还会干。但是第二代、第三代呢？他们认为自己生在巴黎、长在巴黎，为什么我只能在这个地方，豪华的地方为什么不属于我？
　　我们在笑西方的时候，也要反思自己，我们大规模的城市化会不会隐含着类似的问题。我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籍裔问题。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大规模城市化要注意的问题。
　　平价房、廉租房是大家关注的问题，它盖在哪里比较合适呢？外环外，价格不超过四千块钱，但是外环线之外，交通还不通，工薪阶层是要上班的，每天要赶过来上班怎么办。现在上海提出了一个办法，旧厂房，本来是非居住用房，但是现在网开一面，空余厂房隔成像宿舍一样，提供给刚刚来的外地打工者。
　　结语
　　我在大学工作，我们真正的贫困地区的学生不愿意说自己穷，倒是一些开着大红公章证明的贫困学生不一定是穷的。老实说，真正的穷人一般有心理压抑，不会说自己是最穷的。现在谁受穷不是光荣的，而是谁发财是光荣的，实际上这又是一个问题。我和规划学者、经济学家说，他们说你的想法很好，但是级差地租决定，穷人可以住得起这么贵的地方吗？但是我觉得要有一个目标的追求，人类社会不是动物法则可以适用的，老实说仇富心理不好，但是我们还是要分析的，仇富心理是有社会基础的。
　　温家宝总理倡导穷人经济学，我们要研究一下穷人的幸福度在那里，当然和谐社会不是大同世界，是各得其所，但是各居其位，我们说和谐社会不是简单的追求大家一样，但是人们的社会心理总是有一个平衡。
　　人化自然，城乡协调，和而不同，才会有诗意的栖居。谢谢大家。

郎咸平819合肥演讲实录：

 

房地产现状及发展趋势

 

 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合肥和各位同仁谈我对房地产市场的观念，我一进来就看到这个标语：“风流倜傥先锋郎”，我在国内混了这么多年、出席了很多场合活动。这还是对我极高的评价，我感到非常荣幸！

　　 现在开始我的演讲：

　　 首先，各位关不关心你们所投资的地产泡沫问题？

　　 其次，你们关不关心股市泡沫的问题？

　　 第三，你们关不关心你的宝贝儿女上了大学找不到工作的问题？

　　 第四，你关不关心最近鸡肉、鸡蛋等价格上升的问题？

　　 这几个问题是目前民生最为关注的问题，这四项问题基本上都来自于同一个根，要同时解决这四项问题，就必须首先要彻底了解到底我们这个经济是怎么回事？

　　 有很多人问我：郎教授股市、楼市这么好，是不是老百姓应该对经济发展有信心。在我回答之前，我想请问各位你们对中国经济现状有信心吗？

　　 我可以帮你们回答：在你们内心深处可以用四个字表达你们的看法━━焦躁不安。股价涨了你紧张，股价跌了你更紧张。

　　 所以今天我的演讲主题：“到底什么决定了我们地产价格？”

　　 更让我感到震惊、震撼的是，政府的宏观调控不但对房产价格、股市价格没有太大的帮助，反而推波助澜。上午宏观调控，下午房价大涨。为什么宏观调控对我们的地产跟股市没有太具体的作用呢？这一点我相信也已经在各位心中画上了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今天我准备从“房地产”作为切入点。

　　 我们中国28年的改革开放，其目的是推行中国的市场化。可是我想请问各位，你认为，以房地产为例，我们中国真正做到的市场化，中国的各项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基本上都是供给面市场化严重不足，而需求面市场化严重过多。

　　 我今天准备从供给面和需求面分别来谈一谈，我们的楼市是怎么回事。

　　 我为什么说“楼市的供给面是市场化不足”呢？大家想一想，房地产成本怎么来了？谈到房地产成本，你就要想到，房地产的特征。

　　 房地产的特征我认为有三大项：

　　 一、有两大核心资源━━土地开发权以及银行信贷权。

　　 这两个权力基本上操纵在政府的手上，只要在政府的手上就有“寻租”的可能。

　　 二、地产市场的长流程管理。

　　 就是从立项到最后起码有100多个环节，这环节里面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政府盖公章，每盖一个公章就有可能出现腐败现象。这100多个公章的积累造成了非常大的寻租空间，拉升它的产业成本。

　　 三、地方政府的卖地心态。

　　 我要请各位拿政府的卖地和全世界的各种价格比较，你会发现中国的地价涨幅是全世界最快的，而且只涨不跌，这种只涨不跌的经济指标本身就不正常。这种只涨不跌的指标给我们地产成本带来什么样的压力呢？那就是在所谓的公开竞价之下，土地价格飞涨；这样就加大了构建成本。

　　 我倒要反问一个问题：你卖地，地价如此之飞涨，这个地是属于谁的？这个地是属于我们全体老百姓的，但是地方政府卖了地之后，我想请问你这个钱去了哪里？这个钱基本上被变为地方的财政收入，因此在很多地方，地方政府肥得流油，但是你怎么用这个钱？你有没有“取之于民，还之于民”呢？你有没有取之于地产，还之于地产？很多地方是没有的。所以，老百姓平白承担了高价土地的成本，但是缺乏政府对老百姓的回馈。这个钱地方政府拿去做什么用途呢？包括地方的基础建设，包括盖办公大楼，当然更包括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等。可是这些钱没有替老百姓创造更好的居住条件。但是，这三项成本。我重复一下：一、两大核心资源。二、长流程管理。三、政府卖地。这三项措施迅速飙升了房价。今天以上海为例，就算是以成本价来卖房子的话，不管内环、外环房价都是一万多以上。这种成本居高不下根本不可能靠单纯的宏观调控压下来，因为土地本身就很贵。可是我们一直没有看清事情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地方政府处理事情的本质就是错的。没有把土地的收入款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是问题。我为什么接受这里的演讲，和各位谈这个话题？我最近在全国各地循环演讲，这个课题非常严重，我必须以我的演讲督促地方政府�